他拍出了让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羞愧的电影

在很多人心中，台湾第一导演，就是杨德昌。

在鱼叔心中也是如此。

今年，是杨德昌导演逝世十周年。

在刚过去的2017桃园电影节中，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导的最新纪录片。

鱼叔今天就来聊聊这部电影——

《十年，再见杨德昌》

台湾新电影的开山导演之一柯一正评价杨德昌，他是影响台湾最大的一个导演，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的确，他不止影响了台湾电影，也对很多台湾电影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每一个跟过杨德昌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受到过他的影响。

在这个纪录片中，采访了14位跟杨德昌有过合作的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杨导的启发而走上电影之路。

比如张震，陈湘琪，魏德圣……

金马影后陈湘琪，处女作就是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陈湘琪说，如果没有杨德昌，自己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影像表演。

是杨德昌，教会了自己一种态度：

一种绝不妥协，无论如何，首要目标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的态度。

杨德昌拍摄《一一》的时候，找过陈湘琪，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接演了蔡明亮导演的作品。

陈湘琪记得，那个时候还跟杨导说：

下一次，下一次我们合作。

说到这里，她哽咽了起来。

因为《一一》是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

她再也没有机会和杨导合作了。

杨德昌给她写过一些字：

人生的路很长，一定好好好的走，多看一些风景，多想多思，把看的东西都消化成自己的。因为那些东西，对于一个人，很重要。

她没料想，说人生很长的杨导，在她心中几乎是一个不会倒下的斗士一样的人，居然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没能出演的《一一》，也成了杨导的绝唱。

当然，不算那部还没完成的动画电影《追风》的话。

很多大导演，都是「暴君」。

周星驰，李安，杜琪峰……

杨德昌也是。

《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德圣说，不拍片的杨德昌，和拍片的杨德昌，完全就是两个人。

他第一次见杨德昌的时候，导演对他很客气。

有礼貌，笑眯眯，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暴君」。

可进入片场之后，魏德圣就知道自己错了。

一旦不顺心，杨德昌就立刻摔帽子，摔对讲机，破口大骂。

三字经，五字经，什么都骂，连路人也要骂。

魏德圣开玩笑说自己那时候的工作就是被骂。

张震在采访中也提到，拍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本来挺活泼外向的他，开始变得有些自我封闭。

杨德昌在拍片的时候，为了让他进入小四的阴郁情绪中，故意在拍摄前，无缘无故的骂了他一通，然后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让他面壁思过一小时。

才14岁的小张震，实在被吓到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面壁思过后，杨德昌把他从小黑屋里拖出来，就开拍。

张震脸上的的不知所以和惊恐万分，跟那场戏的要求，十分吻合。

那场戏很快通过，杨导十分满意。

这就是杨德昌调教演员的手段，有些「不人道」。

尽管如此，张震还是说，自己一直都非常崇拜杨德昌。

陈湘琪说，

杨德昌之所以这么容易暴怒，是因为他是一个绝不妥协的人，对艺术、对电影有着可怕的完美追求。

所以当别人跟不上他的节奏时，才会非常生气。

他不懂为什么那些被他骂的人，对拍电影这件事可以这么的「敷衍」。

更多的时候，他虽然是在骂别人，其实也是在骂自己。

《搭错车》的导演虞戡平说，

一次在片场杨德昌发了火，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

他在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能很好的跟演员和工作人员传达自己想要的那种画面。

也正是杨德昌的这种挑剔，才能拍出让人钦佩的作品。

编剧小野说，像杨德昌这么有才华的人，在台湾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这从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 《光阴的故事》就能看出来。

这部电影由四个故事组成，由四个导演分别执导。

上映之后，以焦雄屏为代表的台湾影评人，开始在报纸上给四位导演打分数、排顺序。

按照小野的话说：非常残酷，毫不留情的排顺序。

结果，杨德昌执导的《指望》，每一项指标，全部第一名。

《指望》之所以能将少女对于异性的想象描述的那么真实，是因为杨导在拍片之前，做了大量调查。

他会采访很多青春期的少女，了解她们的心理。

虽然杨德昌的脾气很火爆，但他真的很会拍女孩子。

这一点，从《一一》中的两个少女中也可以看出来。

很多人都把杨德昌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他在电影里，永远是冷眼旁观，一点一点的为我们解剖他心中的台湾（主要是台北市）。

曾12次提名金马奖最佳编剧的吴念真，曾说过：杨德昌的电影，是在写论文。

一丝不苟、逻辑严密、绝对理性、足够客观。

论文当然不会那么有趣，因为电影，其实并不是为有趣二字服务的。

他赐予了电影以批判的力量，足以让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羞愧。

只可惜，杨德昌在世的那些年，理解他的人并不多。

特别是台湾当时的电影创作环境，实在是糟糕。

所以，当《麻将》在柏林电影节获奖的时候，已经穷的叮当响的杨德昌，还自费一百多万请了很多人去柏林。

剪辑师陈博文问他：你已经没钱了，《麻将》差点都拍不成，为什么还做这么浪费钱的事。

杨德昌回答：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让台湾人出去看看，看看拍电影这件事在欧洲的地位是多么高。当你走上红毯的刹那，你会觉得多么自豪。

因为在台湾，电影已经没有地位可言了。

奇怪的是，杨德昌一边显得十分理性，甚至有些冷血；

但导演柯一正又说：他给我的感觉，永远都是个小孩，幼稚到极点。

也是，一个热爱画画的人，又能成熟到哪去呢？

杨德昌的绘画功底，十分了得。

拍《光阴的故事》的时候，他的分镜脚本，是用画的。

每一个镜头，都跟拍出来的画面一模一样，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模一样。

他曾给自己画过一副自画像，十分可爱。

这个可爱又严肃的导演，就这么走了，一走就十年。

然而，魏德圣在洛杉矶宣传《海角七号》的时候，去墓园探望过杨德昌。

他说，杨导的墓碑上，只有生卒年月份、一段经文、和两朵小花。

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这么伟大的一个导演，他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可是他的碑文上，却什么都没有。

其实，杨导的伟大无需留在碑文上，因为他的电影会一直一直的流传下去。

导演柯一正在意大利贝沙洛影展跟一群意大利人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他还在琢磨，这一群外国人怎么看得懂台湾戒严时代的东西？

结果，三四个小时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上厕所，全场一片安静。

结束的时候，全体起立，鼓掌三分钟。

杨德昌就是有这样一种魅力，一种把故事讲的深刻却不深奥的魅力，全世界都能看懂。

杨德昌说过，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八部半》。

很巧，这个电影的名字，跟他一生执导的电影数量，是一样的。

正好是八部半。

他一生只为电影而活，有时天真，有时愤怒。

十周年了。

已然逝去，却从不曾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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