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

小编专稿

作为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杨丽萍的舞蹈水平却很难被评估。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跳舞出身的女演员，聊到杨丽萍，对方神秘一笑：“哎，学过舞蹈的都能跳。”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据说一个科班出身的舞蹈学生，花个半小时，就能学下全套《雀之灵》。舞剧《孔雀之冬》里，杨丽萍现代舞团里的十来名男孩女孩负责孔雀群舞，大概是“都能跳”的证明。

但舞蹈毕竟不是体操，不仅仅依靠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打分。就算我们这样的非专业观众，坐在边缘角落，配着不算明亮的舞台灯光，也能看得出杨丽萍的魅力——她刚刚出场还只是一个剪影时，观众就识别出那个一手捏着雀冠一手提着裙摆的身影，即刻报以掌声。豆瓣上有人说，看到杨丽萍登台就哭了，“美哭了原来是这种感觉”。

既然“都能跳”，为什么杨丽萍的孔雀就能美到不同、美到难有？她的队员们应该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叫高陈的男孩子直接给我们捏了个手势：拇指食指指尖相触，其余三根手指渐次展开——一个最典型的孔雀造型。然后他把手背朝向我们转了一点，“你看就偏这么一点点，就不好看了。你有这个意识之后，你会发现杨老师的每个动作都是最准确地对着观众的。”

年轻的孔雀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技巧和经验的差距——虽然杨丽萍在80年代自创《雀之灵》的时候，其实也和他们现在仿佛年纪。但是，乌鸦的观点与孔雀们有所不同——由于在《孔雀》、《孔雀之冬》里都扮演这个黑色的异质的存在，如今人们更习惯以角色称呼杨丽萍现代舞团演员团长陈谢维，虽然他本来已是小有名气的现代舞者。

乌鸦不认为这种不同在于肌肉控制或者呈现角度。“灵性？”他有点艰难地斟酌用词，“我觉得是有内涵的东西影响的。可能她天生就真的是适合做这个东西的人，她找到了她自己，其他人却只是模仿杨老师。可能得这样说吧。”

但在正主那里，评论给她提供的位置她统统都不站。“太简单了啊。”杨丽对我们说，带着点“这还需要问吗”的骄傲：“就像问你，为什么同一件事情，有的记者就能写得很好，有的很难看？一样的，就是跳得好，跟跳不好的区别。”

像杨丽萍这样一个，数十年如一日以“好”为己任的人，对“好”已经有精准的眼光，敏锐的判断，甚至，丰富的外延——她能欣赏形形色色的好，对各种艺术门类都有兴趣，最欣赏的同行是迈克尔·杰克逊。我们第一次采访她的时候是3月下旬，那时候她已经把今年的奥斯卡得奖作品都看了，并分析得头头是道。

她不封闭，自己常年穿民族服饰提个菜篮子，然而当媒体想听到她对奢侈品的批判时，她说：那也是很好的，因为有设计师的智慧和心血。

对“好”所抱有的真诚追求，有时候让她的表现不像是一个大师，像一个天真热情的粉丝。觉得摄影师肖全镜头下的三毛有灵气，已经成名的她亲自打电话请他拍照片。觉得普通观众拍的演出照片比剧照好，她问人要来署了名发表。去舞蹈节目做评委，按规定只能留一个演员，她硬是写了五个名字——演员都好，规定不好。

什么样的人、事、物，能被杨丽萍认为是好的？她曾和乌鸦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好的东西一定是老幼咸宜的。虽然每个观众有每个人不同的欣赏点，但好的东西，还是能做到老幼咸宜。”乌鸦回忆。

但往往是，她觉得好的，在一些人那里却像个笑话。一开始跳孔雀舞，别人笑她拉不直腿；一开始排《云南映象》，别人笑她农民上台。她不为所动，用奖项、巡演和观众认可盖过了这些声音。“你不喜欢是你的审美问题，是你不懂文化。”她对我们说。

《云南映象》中投影下的杨丽萍

乌鸦从小学芭蕾，后来在现代舞团工作。一开始跟杨丽萍合作时，他也有“专业人士”面对杨丽萍舞蹈往往存在的不适应。2012年他来到《孔雀》剧组，杨丽萍听说他会剪辑，在作曲没有交稿前，让他帮忙剪辑排练的音乐。一开始，杨丽萍的诉求让他震惊了：“可以说，比较自我，不受乐谱理论或者基本规律的限制：我想这里出现这个音符，就出现；我想在那里用到那个乐器，就去用。比如说，这段明明是交响乐，一个大号的喇叭，突然怎么拉一个少数民族唢呐过来，音阶不一样不说，乐器种类也不在一个范畴里。”

“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杨老师专业性比较弱？”他对我们回忆。

但实践中他发现，按照杨丽萍的要求，种种看似不可能、不搭配的乐器，但最后都能组成乐章。“其实她并不是瞎配，大号和唢呐不都是吹奏乐吗？又不是让你配小提琴。只是我们觉得一个西洋一个民乐，但其实，它们的发音方式，还有所谓的气场都是一样的，都是宽宏的，唢呐尖一点，但也有明亮的感觉。”

这样的门阀之见，天然地不存在杨丽萍的思维里。她可以唯美抒情充满控制地跳《雀之灵》，也可以甩着头发浑身大汗地跳《云南映象》。她可以用学过舞蹈的原生态演员上台表演，也可以找专业舞蹈演员合作舞剧实验。她可以像现在一样跳到59岁，也可以把新的兴趣转移到舞美。《十面埋伏》舞台上倒悬的几万把剪刀，就是杨丽萍的创意。“一开始想这个题材，按照我们的惯性，肯定是想，刘邦什么样、项羽什么样，但她第一时间说，要挂剪刀。我事后想真的是要学一学，别总一说舞剧就从舞蹈入手。她的理念是对的。”乌鸦评价。

《十面埋伏》中挂满剪刀的舞台

《孔雀之冬》她跳主演，但让杨丽萍聊起来停不下来的，还是各种舞美设计：纸片做的雪花要从观众进场前就开始下到散场之后，“下得没完没了，要有这样的体量”；表现天坛和宇宙的地台灯她也研究了很久，“得把台垫高30公分，怎么用最少的成本做到，又得做得像仙境”；最后一幕孔雀涅槃的场景留给弟子杨舞表演，她自己最大的贡献，却是把干冰引上天：“通常干冰都是在地上，我们是从天上下来的，多很多麻烦，但这样才是仙境啊。这些都是表现形式上的突破。”她详详细细地对我们解释。

而我们最好奇的，她是如何能够跨专业，拥有对其他那些“好”的判断能力。 “那个线路接通了。”她自信地说：“过去打电话，都有一根线，现在看不到了，但是绝对还是有的，只是它不是原来那个形态，视觉上看不到，但它真的存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你不了解、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是存在的，我觉得我的那个线路接通了，我被启发到了。”

舞台唯美的《孔雀之冬》

杨丽萍觉得最好的时候，是在云南自己的家中。她养了十几只鸟，种了一院子花，不出差的时候一个人在院子里吃饭，人闲花落，鸟鸣时时。“那个肯定是最定心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形式和内心高度统一。”她对我们说。

所有的植物都是她自己栽种、打理、修剪、收成。她的小妹杨丽梅记得，有一次她和三姐上杨丽萍家，看到柠檬树上结了好多果子，她和三姐商量偷点回去泡水喝，“她在屋里听见了，说你们不要想，这些树上有几个果子、有几朵花我都数过。”

可能对她来说，和自然相处，一定意义上比跟人类打交道更轻松愉快。小妹杨丽梅至今记得，十几岁的大姐每有烦心事，一声不吭躲去西双版纳歌舞团后的一块空地上种地，回来以后便没事人似的，像把所有苦闷都种到了土里。长出来的不仅是花，还有更实用的蔬菜——身为一个贫困家庭的长女，每个周末她都骑车送菜回家，给弟弟妹妹做完饭再回团里。

地里也长出来她的性格：要强、能干、独立，并且，信且只信自己。如果《聂隐娘》里那句“一个人，没有同类”带着点不胜婉恻，那么由杨丽萍说出来，理直气壮。杨丽梅明确地对我们说：“她就是靠自己才走到今天，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她没有人点拨，没有伯乐，没有人赏识，领导打压你还来不及。她是靠努力才出来的。”

热爱生活与花的杨丽萍

他人的言论和目光是她几乎从小就需要对抗的负能量。杨丽萍的父亲出身不好，文革一开始就丢下妻儿跑路。杨丽梅回忆，四个孩子基本是在歧视中长大：“小地方对单亲家庭有歧视，流言蜚语，很多是非。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看不起你，各种方式打压你。”

11岁杨丽萍在学校领操时，被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相中。进团之后，她是算得上的漂亮，也是算得上的有性格：爱读书，爱写诗，爱穿短裙，坦然露着一双长腿。还有—— “谈恋爱”，杨丽梅说，“十五六岁开始，喜欢她的男孩子就挺多的，那时候风气是不让谈恋爱的。”她记得姐姐和一个北京知青恋爱，“团里拉手风琴的，不知道被多少人打压，只能偷偷摸摸。我记得她有一次哭，就是因为领导因为这个事打压她：谈恋爱就不给你跳主演。”

杨丽梅小杨丽萍6岁，平时放学常往姐姐宿舍跑，发现宿舍里其他三个姑娘并不喜欢杨丽萍，也在那个时候发现，大姐有一苦闷就种花的习惯。80年代初杨丽萍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人，卡着不办手续，杨丽梅见杨丽萍为调动的事情哭过，“她从来不是因为恋爱哭，都是因为工作被打压。”在大姐的影响下，杨丽梅也成了一个听音乐、看小说、还自己写诗的文艺青年，杨丽萍走时她为了失去唯一的读者而大哭，杨丽萍安慰她：“你放心，我站稳脚跟就把你接过来。”

1986年，杨丽梅兴高采烈地来到北京，然后她才发现她骄傲的大姐的真实处境：住的歌舞团仓库“简直就是一个地下室，上面还漏水。”而她被安排住在隔壁的琴房，“刚好一个条凳的空间，前面就是钢琴，等练琴的走了才能去睡觉。”杨丽萍还给她报好了班学画，一年的学费1600元，杨丽萍那时候的工资160多元，靠商演慢慢攒下来的。

杨家三姐妹

杨二车娜姆当时也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对杨丽萍的住宿环境痛心疾首，几次劝她去和领导提要求，杨丽萍无动于衷，“坐在沙发上欣赏自己的手指甲，一点也不管天花板还在滴水。”直到杨丽萍得奖之后，杨二车娜姆找了领导反应情况，杨丽萍才搬离了那间宿舍。

在北京，杨丽梅还发现，原本在版纳歌舞团里能跳主角的大姐，在全国级别的人才中，基本功基本被视为糟糕：“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拉不直，也跳不高。”像一个恶性循环，杨丽萍退出了团队的日常训练，每天晚上自己偷偷摸摸去练功房，怕被发现不敢开灯，让杨丽梅替她打着手电。

早期杨丽萍随时随地练功

有时候也在宿舍练，现在网上还有她早年练功照流传，腿搁在冰箱上一边扳着手腕，或者腿搁在墙上一边打着电话。杨丽梅还记得影像背后的故事：有一天姐姐这样练功时，挂着的灯泡突然爆炸了，她吓了一跳，而杨丽萍不为所动，“就在头顶，那时候还是老的灯泡，玻璃碎片都溅下来了，她还没事似的保持不动。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杨老师真是一个神人啊。”我们感叹。

杨丽梅诧异地看了我们一眼：“这是她在我面前要装着很坚强、能撑住啊，不然她一垮，我们就都垮了。”

自信也好，强撑也好，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一个没身份没地位没话语权的年轻舞者，却能铁了心地认定自己跳的是好的？“特别简单啊，就像你在一群蝴蝶里，也能马上看出哪只好看啊。”杨丽萍轻描淡写。

这个原理，大概能解释专业舞者万千，独她在大众心中封神。普通观众多看不出难度分级、符号隐喻，却看得出杨丽萍跳的好看——甚至能看到，手指手腕纷拂间，深藏的一只孔雀的心思起伏。

孔雀舞是傣族的传统舞蹈，原本由男性带道具表演，上世纪50年代，民间舞蹈家毛相开创了徒手孔雀舞。第一代“孔雀公主”是刀美兰，她的舞姿柔美抒情，吸收了更丰富的表现技巧。不仅参加比赛获奖，还被云南省选送进京表演，获得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在缅甸演出时惊艳到，差一点被缅甸王子强娶。

刀美兰的孔雀舞造型

以这样的庙堂地位，刀美兰的孔雀舞成为一套标准。等杨丽萍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时候，“孔雀舞我们整个团都会跳。”她告诉我们，差别在于，“有的人可能只是生儿育女，打打麻将。像我这样的人就会去创作。”

有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两种孔雀舞的差别，2013年刀美兰在《中国梦想秀》表演孔雀舞，吸引周立波一同起舞，虽然他调侃自己的舞姿不像孔雀像公鸡。

这令人联想到，各类民俗村里，游客总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舞蹈演员的表演环节，哪怕只是拉着手绕着篝火转圈。一定意义上，民族舞从起源上，就有“come on 大家一起来”的气质。

但恐怕难以想象，杨丽萍跳孔雀舞时，有哪个不识相的会自发上台。她的舞蹈里没有众乐乐的敞开欢迎，只是个体的生命经验的表达。

在云南，杨丽萍可以见到真的孔雀。交通不便，许多村落间依靠步行衔接，如今已是保护动物的绿孔雀，当年可以在乡间小路上偶遇，振翅飞翔的时候，让年轻的女孩子觉得凤凰也不外如是。印象最深刻是交配时，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尖叫声如同轰鸣，尾巴徐徐铺展，收束的光芒一点点放射出来。震撼到她需要调动全部感官才能接受。

她的孔雀舞在这类经验里长出来。杨丽萍摒弃了模块化的动作组合，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她手指纤长，捏作雀冠能在一啄一顾中表现各种动作情态。手臂也长，可以背在身后，团团转圈，像极了动物追逐自己的玩耍与自赏。她的舞蹈里并不具备傣族孔雀舞标准的三道弯，但她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与使用，让人信服：这是一只象形的、生动的、毋需解释就能懂得的孔雀，而非传统民族舞中被抽象化的动作符号。

“跳舞对很多人来讲是发挥技术，对我来讲不是。我每次跳孔雀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霞光万丈。”她说。

“我们学舞蹈的时候，动作是有标准的，手低到哪里，头抬到哪里，做的不到位老师会纠正你。但她从来没有，她要求的一个是张力、一个是气场。就像表现一个猎人去打老虎，她不在人手应该怎么放，在意能不能表现打猎的惊心动魄。”乌鸦评论。

杨丽萍的手指对孔雀舞的表达展现了她的舞蹈特色

因此，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她的舞蹈老师，“一只蝴蝶、一个小蚂蚁、一片树叶……它们都在指导你，只要你认真地去看。风吹树打叶，打出节奏来了。你就知道，哦，这是一种节奏。蚂蚁在排队，散开，又聚拢，你就知道这是队形。小昆虫生了好多小的蛋蛋，它的排列好漂亮的，你就想放大以后可以做台上的美术。云的涌动可以是你的身体，河流遇到石头，这就是结构：因为水一直是哗哗流的，突然碰到一个石头，咔一下。你的舞蹈里也是这样，不能一直平铺直叙，要有冲突。”杨丽萍一一细数。采访那天她白衣白帽仙气凛然，谈到这些细节，只让人觉得稚气十足。

在乌鸦眼里，杨丽萍的舞蹈与其说是民族舞、民间舞，“骨子里更接近于现代舞的观念”，“以自己的想法去演绎一种形态也好，物态也好，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现代舞。只是观众可能只通过服装、造型之类的元素认为这是民族舞，但其实在专业角度，她的动作跟傣族舞没什么关系。”

但在30多年前，特立独行并不属于被提倡的品质。《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

刀美兰与杨丽萍合照：中间为刀美兰，右侧为杨丽萍

她对自己的“好”有多坚持，对应的可能正是，外界“不好”的质疑有多强烈。我们猜想，那些独自战斗的日子并非对她没有伤害。毕竟，1986年杨丽萍想报名参加全国舞蹈大赛，民族歌舞团拒绝了，她默默地卖了手表制作舞衣、扒着带子编辑配乐，录完了《雀之灵》的独舞，骑着自行车去总政招待所，给组委会送去录像带。当她知道不仅错过了报名时间，并且，大赛并不接受个人报名的时候，当场哭了起来。

工作人员同情这个好看的姑娘，安慰她，等评委休息的时候可以放给他们看——然后，她得了那年的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她用来支撑自己的“跳得好”，终于被别人盖了章，回忆起来，她有点欢快地总结：“胳膊扭赢了大腿。”

到1989年春晚，她在全国观众面前用了3分钟时间表演《雀之灵》，使得“孔雀”在那段时间成为重要的时尚符号，80后女孩子小时候往往都有一条孔雀裙，而装饰孔雀羽毛的蘸水笔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礼品。杨丽梅回忆，那个除夕之后，“我们小地方轰动了，我妈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终于可以挺起腰走路了”。

而对于杨丽萍，被认可的最大价值，或许可以略为降低戒备等级，更松弛地对待自己。就像现在，她可以坦然地谈论自己好得不太够的地方，“咱们的腿就到这儿。”她对着我们随意抬了下手臂示意，“人家呢，从旁腿变到后腿直接就变过去，根本不需要回正。”

然后回到总论点：“但我就去做我擅长的，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同样达到了那个彼岸。”

年轻时期的杨丽萍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专业上的“好”被认可后，杨丽萍体现了商业上的吸引力：她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她的肖像至今频繁出现在演出海报上，也同样频繁出现在代言产品的包装上。打开她的官方公众号，除了演出信息、舞蹈新闻等资讯，还有一个独立的商城。卖的东西形形色色，从演出票券、演出周边，到云南特产、代言产品，甚至，还有云南当地旅游打包。

有媒体在采访她后非常困惑，形容她“异常矛盾”：“她非常在意钱，也非常会挣钱，可是真人秀导演拿着天价合同她也不肯签，宁愿去香港去日本跳收入并不见得太多的《孔雀》。”

其实不难理解。她的合伙人、投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她：“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主语仍是艺术家。摸爬滚打与并不天真、在意钱与会挣钱，大概可以说明：她不那么容易被忽悠。

“杨丽萍与职业经理人及投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希望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艺术构想与品位。”《南方周末》曾如此评价。

她非常自信，自己的艺术品质一定能吸引来合作，就算不是这个演出商，也必然会有另一个。就像《云南映象》取得的成功，云南省政府的支持功不可没：杨丽萍需要的昂贵的帕尼灯，就是政府出资，“借”给剧团的。原定开演恰逢Sars，上演时间不可期，省里当时要求整个文化线上的部门出资帮助杨丽萍剧团运转。《云南映象》昆明演完便进京，省里争取到在大会堂演出的待遇，广邀媒体，密集宣传。

然而，这种合作，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驯服。乌鸦回忆，杨丽萍最不喜欢的环境，是应酬饭局，“每次都要拉我们去陪吃”。领导主座，杨丽萍却侧着身子和自己人有说不完的话，基本都与工作有关：“这个地方要改啊，那个音乐要变啊”。旁观者看来都觉得，“冷漠”。

冷漠到领导不得不主动举起酒杯，“杨老师我敬您。”杨丽萍这才转过脸：“嗯，别干啊别干啊。”浅抿一口又马上转回去，继续刚才的话题。

很多报道里看得到她的态度。她对好的赞美有多热烈，对不好的批评就有多直接。对功课做得不到位的记者，她能直接怼人“你问这种问题我都不想和你说了”——对方还有闻必录地写进了稿子里。有年资颇久的记者采访完杨丽萍，回头感慨是“个人采访生涯里最失败的一次”。柴静采访杨丽萍之前，就被人告知“我怕杨丽萍”。

柴静采访杨丽萍

柴静马上领教了这种怕是怎么回事：“她会把采访地点，用光，景别，全部推翻重来，自己调度。她不允许拍摄排练’我瞧不上电视台拍的’，采访她问题不准确，她会直接呛回来。她承认自己脾气急，小彩旗在她面前跳即兴舞蹈会跳不下去哭起来。30年前认识她的老友，跟她合作时常常也’老脸挂不住’。”

2012年她上春晚表演《雀之恋》，导演哈文彩排时见她就躲：她对舞蹈的全部环节有自己的要求，包括，如何拍摄。排练时她让其他演员在台上替她表演，自己在台下看监视器，追着编导、摄像提要求：灯光怎么打、机位怎么摆，第几秒钟切镜头……一切细节都必须按照她的设计执行。“我第一次、第二次上春晚都糟透了。你正在跳脚，他拍你的腰；你在做这个动作，他拍你的裙子。镜头一出来，啊，还好这个舞蹈命硬。”她对我们抱怨。

她涉猎广泛，艺术感觉敏锐，在舞蹈各个环节都有想法，跟她合作过的每个人都被她的严格要求为难过。《雀之恋》的化妆师连续4天不眠不休，妆容一直改到了演出前几天才通过。《云南映象》里她对一套服装不满意，设计师被迫修改到她上飞机那一刻。排《十面埋伏》的时候，有一个摔倒的动作，她要求真摔，而演员不自觉就技巧性地保护自己，她让人反复在台上摔，最后演员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大概摔了二十多遍，“我觉得不止。”另一名在现场的演员说。

1990年中期，杨丽萍自己投资、主演自传电影《太阳鸟》。《走向共和》、《大明王朝》的导演张黎担任摄影，经常把别人搞崩溃的张黎，这次几乎被杨丽萍搞崩溃。摄影师肖全回忆：“其苛刻程度甚至导致黎叔的一个男助理泪洒片场。”

导演是王学圻，近期他在《朗读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当导演，剪了15遍片子的往事，“杨丽萍非常有才华，有才华的人就难免要求比别人高一些。”影片1998年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王学圻说自己在领奖台上勉强忍住了眼泪，但消息传到国内，“张黎哭了。”

杨丽萍95年电影《兰陵王》(观剧)，用肢体演绎角色的灵魂

“我那时候又不懂宽容，在态度上、讲话的方式上有问题。其实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大家都是为了艺术，所以如果黎叔同志觉得我特矫情、特啰嗦，还请多包涵。”杨丽萍后来解释。

但人们还是理解她，给她好评。王学圻说她“纯粹”，柴静说她”干净“，”只有真诚的人才能做出真诚的艺术。”

舞蹈团的姑娘们看起来都有点相似。长身玉立，骨架纤细，尖尖的下巴颏儿微微抬起，带着点明知道备受注目，却装作浑然不觉的自矜。

演出开始前我们在后台溜达的时候，一个姑娘正旁若无人在化妆间外的走廊练功。她平躺在地上，右腿直接踢到150度，再伸手掰到胸前，重复几次换另一边。灵活得像一个关节全角度转动的娃娃。

晚上我们又看到了她——确切地说，我们知道她在舞台上，但其实不能分辨出她到底是其中哪一只孔雀。每只孔雀看起来也都有点相似：穿着白色纱裙，头上缀着白色羽毛，蓝白色的眼妆妩媚地延伸到鬓角。他们手臂纤长，五指捏出精巧的雀冠，不论男女都有长长的指甲，颤巍巍的，有时候像感受到风吹过的翎羽，有时候像想触碰又收回的鸟喙。

很多人都还在以为杨丽萍只招非学院派的少数民族演员，殊不知，她在《云南映象》的班子之外，已经组了一个现代舞团，14名演员里大多数都是汉族，且基本都有舞蹈基础。原因自然是舞蹈需要，排《孔雀》时，有记者问她为什么不用自己团里的演员当男主角，“我要找一个水平相当的人。”她回答。

我们和现代舞团的年轻人们聊了聊，每个人都表达了对杨丽萍的尊敬乃至崇拜。有过其他舞团经验的，会觉得在这里更能释放个性，而不是为了赚钱，惯性表演些油腻套路的动作。

杨丽萍应该也喜欢他们，如今去团里排练的时候她也常常不化妆，大约是，已经放松如自家。大多数时候，她看着他们都很开心，少数民族演员排到一半跑出去喝酒，她哈哈一笑。年轻人在她面前大谈感情苦恼，她也哈哈一笑。

只是，她从不会跟他们讲自己罢了。

但让我们意外的是，团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奔着杨丽萍而来，但没有人扬言要成为像杨丽萍一样的舞蹈家，每个人只是说，希望跟着杨老师好好学习。有个男孩子直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是结婚。哪怕从小在大理当地被视为“小杨丽萍”的肖涵，也只是说：“不想太远，做好当下，充实自己。”

采访结束，一群人呼啦啦走了，男生去吃晚饭，女生也去。“我一定要吃饭，不然跳舞会饿。”董继兰告诉我们。而杨丽萍，是一个平时也吃饭，但开始准备巡演的时候，就能坚持不吃晚饭的人。未必是真的不饿，但至少，有绝对的意志力。

董继兰是唯一一个从《云南映象》进入现代舞团的“原生态”演员。和杨丽萍一样，她也是白族，小时候生活在剑川县的村子里，不说电视，连路都没通。有天村长把她和另一个男孩领到一个仙女似的人面前，让他们给她唱白族调。“然后我们就被杨老师招进来了。”

那年她也11岁，和杨丽萍进版纳歌舞团时同龄。杨丽萍曾感慨，若没有被歌舞团挑上，她早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当童养媳了。跳舞改变了杨丽萍的命运，她又改变了其他人的。当然，改变有大有小。有人因此安居乐业，也有人因此安身立命——但像杨丽萍那样？不，没有人能像杨丽萍。

杨丽萍爱徒董继兰表演自创舞蹈

说到底，《云南映象》百来名非专业演员里，能脱颖而出者，不是虾嘎、罗罗拔四之类天赋过人者，就是董继兰这样的，一天练16小时的勤奋过人者。后来她在大会堂表演了太阳鼓，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长大之后还在被人叫“小金花”的姑娘激动地快哭了：在她的家乡，这种祭天的舞蹈，原本是女人的禁区。

但杨丽萍哪会在公众面前失态。有粉丝见到本人激动到发抖，她淡定道：“你去旁边冷静一下再过来。”她是永远骄傲、抽离的，微微抬一点下巴，翘着手指甲，细伶伶的身子骨，淡淡的表情，看着一阵风能吹走似的，其实，韧性十足。

年轻人里也没人留指甲，都是跳舞前贴上去的美甲片，虽然杨丽萍曾说过，用自己的指甲表现更自然。“还要做事的啊。”年轻人老实地说。

在这个角度，没有人能像杨丽萍，不是因为身体形象，也是因为——没有谁可以那么决绝的对待自己，像只身上雪山。

在杨舞和彩旗的压轴表演后，杨丽萍的返场，成为了整个《孔雀之冬》的最高潮。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她而来的——她无法模仿，她无可取代。

本来并没有《孔雀之冬》这出舞剧。在去年的演出计划中，接续《十面埋伏》，将在2016年底、2017年初进行巡演的还是2012年版的《孔雀》。但《十面埋伏》正演着，杨丽萍一天突然找乌鸦说：“我昨晚上有一个想法，想把《孔雀》’冬’延长，怎么样？”

“我以为她开玩笑的，离演出就一个月了。《孔雀》冬的部分就15分钟，等于要重新做一台，怎么来得及？”乌鸦对我们说。

结果巡演完了回到昆明，发现老板合同都签好了，“好吧，不做也得做了。”

一定意义上，《孔雀》是杨丽萍的自传。“春”是穿着粉色纱裙跳《雀之灵》，“夏”是公母孔雀热烈奔放的《雀之恋》，“秋”是肃杀的，母孔雀被乌鸦囚禁，失去自由和爱情。最后，她失去绚丽的羽毛，拖着灰白的裙子走进“冬”，却通过与神对话，“明白了生命的真谛，觉得万物有它的循环道理。”

人间兜转近一甲子，她不想再在舞台上表演那些新鲜懵懂或浪漫欢愉，她要直接进入终极，展示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智慧。“我的年纪已经入冬。”这段时间她总是这么说。

绝无仅有地，杨丽萍在这次巡演里有了返场。过去她从不返场，哪怕2009年给奥巴马表演孔雀舞，跳完就走，简直是，清洁不沾。

《孔雀之冬》的返场出乎所有观众的意料，没有任何提示，演出结束，灯光变暗，掌声渐稀，一些观众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忽然之间，灯又亮起来了，雪还继续下着，59岁的杨丽萍在舞台中心起舞——也许，从没有离开。

《孔雀之冬》杨丽萍掀起片片雪花

独舞持续了约三分钟。最后一个动作，旋转之后她屈身匍匐，复又伸展，回到标志性的孔雀姿态，定格，没于黑暗。

那三分钟里，观众不是鼓掌叫好，就是举着手机拍摄。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半小时，但凡有人意欲拍照，剧场工作人员的手电就晃过来示意禁止——而现在你们获得了准许，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占有偶像。

这是她对观众的爱的回馈方式：留下一个完美形象。

通透如杨丽萍，面对变老，也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她显然是爱美的，不然不会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打扮一丝不苟，服装很少重复。对我们的采访，她对提纲没有要求，对摄影打光有要求。

但在私人场合，她对变老其实相当坦然。对熟悉的朋友，她坦言自己不保养——遑论医美——脸都缩了。在家里她不化妆，素着脸，披着头发，曾经穿着袍子飘来飘去，吓得一个误进她家的小偷从二楼摔了下去。

但对一个舞蹈家，老并不仅仅意味着容貌上的变化，更关键的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的下降。5年前的《孔雀》，杨丽萍几乎一人撑足一场，而《孔雀之冬》里，她的舞蹈降到不足一半。

然而她仍然没有什么开枝散叶千秋万代的想法。早年间的采访常把《云南映象》往非物遗保护的高度拔，她没有接受，“我做这个是我的爱好。”

对身外的声名也没有执念。开始跳舞时，她以戴爱莲为偶像，但99年出生的彩旗，早已不知道戴爱莲是谁，她能预料，“等彩旗的下一代又有下一代，你再问杨丽萍是谁？”

甚至，在她还没老之前，她就得接受新的时代。彩旗成年前，杨丽萍几乎采用了和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十几年来，彩旗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服装搭配、化妆风格，甚至一头黑长直，都是杨丽萍的安排。实际上，私下的彩旗并没有那么民族风——那是杨丽萍的美学体系——像如今的年轻人那样，她也爱穿帽衫牛仔裤。喜欢的衣服可以一连穿三天，在她那里，是爱不释手，在姨妈眼里，只能是，不讲究。

杨丽梅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去探班，发现女儿在后台哭，原因是，姨妈让她做直播时穿“龙袍”，她不愿意，“我的粉丝又不喜欢我穿成这样。”

然后杨丽梅去隔壁房间探望大姐，又听了她一顿抱怨：“你看彩旗穿的什么呀，讲出来的话一点水平都没有。”

面对我们，杨丽梅说，“是啊，杨老师是个有智慧的人，她穿衣服有品位，她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可是00后他们不需要啊。你知道彩旗直播最受欢迎是什么吗？她给粉丝表演挤双下巴。”

确实没有人能像杨丽萍，可能，也不需要像了。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杨丽萍，“自然界的孔雀会怎么过冬？”

“其实孔雀基本生活在比较暖和的地方，但真遇到冬天，它们也不怕。而且孔雀是有灵性的鸟，基本上你看不到它死在路边，除非是被人为打死的。当它老了，它会自己找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

她悠悠然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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