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庆70周年合影
小编(编译/柯基塔)戛纳电影节上的喧嚣生意和贵族做派,一直代表着电影世界高端大气的那一面。明星和导演们在红毯上的漫步,就如同教皇的出巡般庄严,从红毯走向电影宫卢米埃尔大厅的22步台阶,不止象征着声名荣华,更是通往天堂的艺术之梯。这一整个场面都沉浸在敬畏、尊严与新老交汇的传统之中。
然而,考虑到过去一年的那些风起云涌的动荡,今年的戛纳却可能会是风雨飘摇的海上的一座孤堡。在美国,是新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及新官上任数月来的种种乱象,在欧洲,则有英国的脱欧,以及法国刚刚选出不久的新总统马克龙——很多人对这个结果欢欣鼓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勒庞代表的极右翼就此退却了。所有的这些现象加在一起升级成了更大的分裂,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种陷入混沌的感觉。
那么,这又对戛纳这样的电影节有怎样影响?
“我想人们会感到一种责任感要去发声。”CineticMedia公司的娱乐律师、制作人约翰·斯洛斯说道。他相信,电影业“代表着异见者”,他还称特朗普以及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其实恰巧与市场规律相一致。这是最好的时刻,电影的故事、创作方式、放映的窗口都是不确定的,整个系统都充满不稳定,而戛纳展示了最新的结果。
在公布今年的入围名单时,电影节主席皮埃尔·莱斯库尔曾经说道:“鉴于我们每天都会因为特朗普惊讶一回,我希望叙利亚和朝鲜不会给电影节再来点阴影。”他近期在接受《综艺》的采访时,又换了温和一点地的说法:“我们希望来电影节的人们会渴望从政治里头得到他们急需的休息,放松一下。”不过,政治依然是难以回避的一件事。这是戛纳第二次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中举办了——自从2015年的巴黎恐袭事件后法国就一直维持在紧急状态。这是第二年,参加电影节的人们需要带着对恐怖主义的高度警戒涌入会场,也是为什么莱斯库尔每天早上都得跟反恐小队、警察以及地方官员讨论安保措施。
戛纳电影节诞生于分裂与动荡中(电影节原本定于1939年启动,然而因之后掀起的二战而取消),中间也曾几度受到外界事件的干扰。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让·卢克·戈达尔和克劳德·勒鲁什等人宣布当届的戛纳电影节应当中止,与全国上下此起彼伏的抗议人群站在一起(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项动议,电影节直到两天后才真正中止)。当时戈达尔认为戛纳已经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途径。然而,在全然不同的2017年的世界,当今世界最激烈的骚动都源自右翼的时候,很多人却感觉,当下的这些动荡只会会给电影节注入更多活力。
“我想在这样的时刻,有那么多问题被提出却有太少肯定的答案,现在是最完美的时刻,来看看那些有话想说的电影人如何以电影来应对当下的形势。”索尼经典的联席总裁迈克尔·巴克尔说道。
独立制片与发行公司Acramorama的总裁理查德·阿布拉莫维茨对此表示同意:“电影节的存在本身,和它为人们提供的观看和讨论影片的机会,是让人们在目睹公民自由和人类尊严不断崩坏时的安慰剂。”
尽管今年放映的大部分影片都是遭遇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勒庞崛起之前创作,但戛纳也同样是一个敲定合作、梦想诞生之所。
艺术片发行公司Kino Lorber的总裁理查德·罗伯认为,在独立电影界,如今最不需要有的就是跟合拍伙伴之间的“墙”。“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玩家们在联结各个地区,比如Netflix和亚马逊都在全球性地扩张。我想戛纳更多会是推动国家间的联合,与民族主义的消极势头正相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意识到,它们所可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就是一部电影。”
电影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如何影响,恐怕也是今年的热点。去年的金棕榈得主《我是布莱克》,片中对英国福利系统的展现,激起了上至国会下至民间小酒吧里的激烈议论。今年戛纳也有围绕热点问题的纪录片,例如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2》,克劳德·朗兹曼的《平壤姑娘》(关于朝鲜),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的《海之悲》(关于难民危机),同时也有虚构的剧情片,拥有激发观众共情之心的超强力量。
托德·海因斯作为今年主竞赛单元影片《寂静中的惊奇》的导演,对眼下的政治问题关注极为热切。“我一直祈祷着一些有关特朗普的争议,可以事实上地消减全球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浪潮。”海因斯说。
对所有电影业人士来说,所有人都达成共识的一点似乎是:肩负着这么多悬而未决的东西,戛纳电影节可能会是最好的地方,让所有人试着去搞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发展,正如海因斯所说,“戛纳都会延续下去。”
(编译自《综艺》,原作者:Owen Glei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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