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自由广场》揭示中产困境 艺术沦为乌托邦幻想

2014年曾拍摄电影《游客》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新作《自由广场》（The square）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这部看似结合了罗伊·安德森式幽默和布努埃尔式中产阶级讽刺的新作，给了观众一点点小小的惊喜。

在影片的前半段，黑色幽默的是电影的主题，罗伊·安德森式的谬论揭示了现实的荒诞。 一面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当代艺术， 另一面是当代艺术依附于社会权利与资本运作的现实；一面是倡导社会道德与理性的中产阶级，另一面是中产者在中年困境前的道德迷失。而在影片的后半段中，艺术策展人Christian则陷入了道德的危机之中，而对这场危机的导火索却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次把关不严的宣传视频。Christian不得不辞去当代艺术馆策展人的职务，而在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失去了道德话语的策展人彻底的反转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艺术的困境是中产阶级困境的一个缩影。理性主义主张道德和社会秩序，而面对断裂与后现代的今天，艺术家试图通过《自由广场》这件对于理性的回归来重新构造丧失的社会道德。在自由广场的入口，人们需要完成自己是否信任别人的自我质询，自诩为信任别人和不信任别人的两类人分别从两个入口进入自由广场，最后在自由广场相遇。自由广场是被围城了一块正方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拥有一样的义务与权力。艺术家希望这里成为信任与善心的庇护所，从而完成对于道德的重建。然而艺术最终被沦落为了乌托邦式的空想，影片中，就连Christian无意的一点善心都成为了小偷用来盗窃的工具，这样的讽刺似乎在告诉我们，艺术连自己都无法救赎了，更无法谈及救赎别人。而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于传统主义的回归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博伊姆笔下的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

而中产阶级的困境则是社会秩序困境的缩影。我们无法去否定Christian，他无疑是社会秩序中最普通的一员，无论是从对于家庭的责任还是从对于工作的热枕，我们都无法用道德丧失来制裁Christian。然而这样的中产者在如今却陷入的困局，为了取回被偷走的钱包耍了一个谈不上有大错误的小把戏，而被一名小学生所惩罚；为了追赶趋势，试图用爆炸效应达到宣传艺术展览的目的，却意外遭到舆论的讨伐；而就连一次看似属于中产者约炮都被莫名的声讨。这种困局如同当代艺术的困局，使我们直接指向困顿了的社会秩序。

有人说这是中产者的伪善，的确我们无法去否认Christian伪善的事实，可更需要让人们思考的是导致中产者伪善的源头。Christian式的中产阶级陷入了幻境当中，一面是新装革履出入看似高端的美术馆，掌握着社会话语的制高点；而另一方面又是不堪一击的脆弱，面对舆论狼狈的丢了工作。这便是中产者的困境，他们在当下的社会秩序中并没有拥有权力，而社会秩序却给他们制造了一种身居高位的错觉。当然，中产者也无法完成对于自己和对于别人的救赎。

而《自由广场》的理性主义，同样是一种被时代异化了的理性主义，理性的意义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去创造社会财富。美术馆获得的巨额捐款和《自由广场》的所谓的理性灵感形成了讽刺的对比，理性时代在当下早已面目全非，艺术也无非是资本运作下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去审视这种理性的回归，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回归，而是借助外壳去掩盖早了腐化了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