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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在和平与革命的旗帜下|大象公会

世界语,在和平与革命的旗帜下|大象公会

一种为了世界和平而生的人造语言,在创始人去世后却和世界革命一起兴亡。

文|张现充

1887 年 7 月 26 日,俄属波兰眼科医生拉扎鲁·柴门霍夫化名“希望博士”,自费出版了《第一书》,介绍他发明、设计的一种全新语言。

这种语言的名字叫 Esperanto,直译“希望语”,它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是世界语,也曾被中国人音译为“爱斯不难读”。

▍《第一书》的法语版本

柴门霍夫医生在书中列举了这种新语言的语法规则、词根列表等,以及几段《圣经》段落的译文。

书中还附有 8 张“回执卡”,读者只要寄出,就相当于作出如下承诺:只要总计超过一千万人寄出回执卡,他就开始学习世界语。

在作者的设想中,世界语将由此成为上千万人使用的重要语言。

柴门霍夫只收到了一千张回执卡,不过“一千万人”的梦想并未在此终结。“爱斯不难读”的使用者将在一百年后密布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地级行政区。

一切人类成兄弟

发明世界语并非柴门霍夫首次涉足语言学,他通晓十余门欧洲语言,而且作为犹太人,青年时代还深入研究过犹太人的意第绪语。

不过,世界语并非出自他的语言学兴趣,而更多是为了他的宏大理想。

在柴门霍夫和他最初的追随者看来,要消弭人们之间的仇恨,结束恐怖的战乱,最直接的方法是发明一种全人类通用的新语言,让大家顺畅地沟通、交流。

▍一张贴有世界语邮票的明信片

这位语言发明者的设想,部分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他从小生活的比亚韦斯托克,就是一个俄语、波兰语、德语族群“杂居且互相仇恨”的城市。

柴门霍夫所属的犹太族群更是受到所有族群歧视,据他本人说法,他曾多次亲历当地的排犹事件。

他也不是第一个为人类设计统一语言的人。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强烈的跨文化交流需求,但无论英语、法语、拉丁语还是希腊语,自然语言都有诸如词汇和语法不规则等“缺陷”,学习起来并不容易。

与其使用这些难用的现成语言,不如从头设计一种通用而简单的“人造语言”,供全世界使用。这种所谓“国际辅助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近一千年前的欧洲。

11 世纪的天主教圣女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创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语言“Lingua Ignota”(拉丁文,意为“未知语言”),试图将其作为一种能够通用于世界的宗教语言。

▍Lingua Ignota 的字母表

这种目标与柴门霍夫也有相通之处,他推出世界语时,也希望推广他信奉的犹太教一神论观点,在他看来,这对世界和平事业大有贡献。

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不少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先后提出过发明新语言的构想。

著名如法国音乐教师绪德尔 1866 年提出的“索来索语” (Solresol),语法和词汇都由 7 个音符(即 do, re, mi, fa, sol, ra, si)组成,除了一般的语言表达,还能用于歌唱和演奏。

如此理想化且凭空生造的语言,自然难以推广,但索来索语的设计特点对后世的国际辅助语也有启发,比如词汇和词形变化都须有规律。

第一个获得较大国际影响且坚持到今天的国际辅助语,是德国天主教神父施莱尔设计的“沃拉普克语”(Volapük)。与索来索语不同,沃拉普克语试图综合各个影响较大的人类语言,以便于各种母语者学习。

▍沃拉普克语的发明者约翰·马丁·施莱尔神父(1831-1912)。沃拉普克语的单词主要取自英语,也有一部分来自拉丁语和德语,且都以辅音(如 b, k, l, n 之类的发音)结尾并尽量保证每个词都尽可能的短,比如“我”是“ob”,而“你”则是“ol”。沃拉普克语中的不同词类的词汇,也都有统一的结尾,如形容词的结尾都是“-ik”(例如“gudik”,即“好”的意思)。

不过在实际推广中,沃拉普克语并不易学,它保留了欧洲大部分语言的复杂语法变化,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才能掌握。此外,创始者将各种词汇改造得面目全非,如“世界”写作“vol”,谁也不能一眼看出来这个词来自英语词“world”,英语使用者的学习成本并未降低。

不过,沃拉普克语虽然推广困难,但毕竟为新的统一语言提供了新的方向,各种新版本的国际辅助语层出不穷。据统计,过去 300 多年中出现过约 500 种国际辅助语方案。

其中,迄今为止影响最大、也最接近过成功的国际辅助语,就是柴门霍夫医生发明的世界语。

▍世界语发明者拉扎鲁·柴门霍夫(1859-1917)

“一星期包学会”的世界语

为了“人类和平与友爱”的使命,柴门霍夫从设计阶段开始,就吸取前辈人造语言的教训,力图让世界语简单、易懂。

在词汇上,为降低各国人民的学习难度,世界语的词汇都来源于英语、法语、拉丁语等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它的词形和语法也被有意地设计得非常规则,以便于学习。

▍世界语名词与形容词的词尾变化规则。世界语名词都以“-o”结尾,名词复数都以“-oj”结尾,名词作宾语时则再加上一个“-n”变成“-on”或“-ojn”。它的形容词都以“-a”结尾,而所有从形容词派生而来的副词则都以“-e”结尾。

世界语的动词更是只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三种时态变化,语气变化也只有不定式、命令式和条件式三种,不像大部分印欧语言的语法一样难于记忆和掌握。

在发音上,为避免自然语言复杂、难于记忆的发音规则,世界语在拼写上坚持“一音一符”的原则,即每个字母都严格对应唯一的发音。

▍世界语字母表以及每个字母所对应的发音。为了“一音一符”,世界语的设计者甚至不惜制造出诸如“ŝ”和“ĥ”这样的“戴帽子”单个字母来对应诸如英语中“sh”的发音和德语中“ch”的发音这样的一般需要用两个字母来表示的发音。

柴门霍夫本人对这门语言“易于学习”的特性充满信心,他公开宣传称,即使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在一星期内掌握世界语。

经过柴门霍夫及其追随者的不懈努力,世界语在众多国际辅助语中脱颖而出。没过多久,学习并使用世界语的人,就从俄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逐渐扩展到了西欧、美洲、中国和日本等地。

国际世界语协会于 1908 年成立,此后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世界语大会每年都在不同国家轮流召开,每次会议也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千人参加。

1987 年,6000 名世界语者在华沙召开世界语大会,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据 1996 年的一项估计,全球学习过世界语的人数总数已超过一千万人,实现了柴门霍夫最初的梦想。

世界语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学、音乐和电影,并在后来开设了许多世界语网站,甚至出现了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口,在人造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 1996 年的统计,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200 到 2000 人。

▍世界语的旗帜,“绿星旗”

不过,世界语虽然号称“规律、简单、易学、中立”,但也早已受到不少来自语言学和文化领域的挑战。

早在诞生之初,世界语就曾遭遇过舆论的恶评,如《泰晤士报》就挖苦世界语,说它像是“说岔了的意大利语加上一些斯拉夫腔”。

世界语是否真的“易学”,也受到过质疑。

世界语综合的语言全部来自印欧语系,只对欧洲人比较友好。目前能够流利使用世界语的人,主要也都分布在欧美国家。这并不符合世界语自称的“文化中立”原则。

同时,世界语中大部分表示亲属的词语都是默认为男性,女性形式则要另加“-ino”后缀,如“父亲”是“patro”而“母亲”则是“patrino”,也被一些人指为“性别歧视”。

而且,早在世界语推广之初,虽然传播情况还算喜人,但柴门霍夫最看重的“人类和平与友爱”的事业已经遭遇挫折。

例如 1905 年法国城市布洛涅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虽然规模喜人,出席者达七百人左右,但其成果已经与柴门霍夫的设想有很大出入。

▍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首先,柴门霍夫虽然作为”世界语之父“大受与会者欢迎,但他的演讲词却遭到大会的提前审查和删改,被迫删去“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神的儿女”之类的人类大同言论。

这主要是因为柴门霍夫的犹太人身份,在当时对传播世界语并无益处,不但戈培尔后来表示世界语是“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语言”,而且在 1905 年、德雷福斯案余波未息的法国,世界语者出于安全考虑,也不愿意这门语言和犹太人挂钩。

“一大”通过的《世界语主义宣言》,更是完全逆转了“人类友爱与和平”的初衷,宣称世界语运动的目标是“将这种中立的人类语言推广到全世界”,任何世界语者要把某种理想加于世界语的话,“都纯粹是他的私事。”

这与世界语的初期受众有关——作为新奇的人造语言,吸引的自然更多是单纯的语言学爱好者,并不关注人类未来这样的宏大命题,尤其不喜欢受柴门霍夫的理想主义感召而来的左翼人士。

▍《魔戒》与《霍比特人》的作者、语言学家托尔金,在青年时期一度出于对语言的兴趣而被世界语吸引过,并学习了一些世界语。在 1930 年的一次演讲中,时任牛津大学盎格鲁撤克逊语教授的托尔金曾对在座的世界语者说:“你们的语言将产生一部神话”。

柴门霍夫的发明没能消弭人类之间的仇恨,而且也没能让他自己的家人免于仇恨带来的伤害。他本人去世于 1917 年,共育有三个子女,后来全部死在纳粹手中。

不过,世界语的理想主义岁月没未到此为止。随着 20 世纪政治的逐步展开,它很快遇到了另一个国际主义组织,而且和柴门霍夫一样,他们也宣称自己为人类的友爱、平等、和平和进步,为了消除差异、敌对和战乱而努力。

世界语就这样拥抱了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运动,并随着他们的铁犁和卢布向全世界渗透。

红星照耀着世界语

据世界语者所编辑的资料称,列宁在年轻时就在国外学习了世界语,并将世界语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1914 年 6 月 18 日,列宁还在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大会上,用法语和世界语宣读了自己的报告。

▍庆祝第六届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大会发行的邮票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在自己的官邸接见过列宁格勒世界语团体“希望社”社长与秘书,对苏联的世界语运动作了重要指示,并授意召开全苏联世界语者大会。

随着列宁热爱支持世界语的说法越传越广,不少世界语者对苏联趋之若鹜,苏联境内的世界语者人数也大量增加。

在世界语者的口中,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里,除了列宁以外,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以及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最得意的接班人”斯大林也都学习过世界语。尤其是作为“非专业的语言学家”并“对语言问题深有研究”的斯大林同志,在 1914 年被流放期间,就开始“很认真”地学习世界语了。

二战前后,苏联虽然一度迫害世界语者,但世界语运动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传播并未遭到打击,反而越发红火起来。匈牙利建立了世界语大学,而保加利亚则建立了世界语科学宫,还发行了精美的世界语期刊《当代保加利亚》和《世界科学》。

▍当时的布达佩斯大学即提供了学习世界语的环境

世界语者的活动也受到了东欧各国政府的支持,有些人甚至得到了出乎政府意料的好处:1947 年,17 岁的匈牙利世界语者乔治·索罗斯去波恩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借机逃往西方,后来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展宏图。

世界语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也与苏联的影响和左翼运动的发展不无关系。

有说法称,世界语在清末就已传入中国,不少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巴金、胡愈之等,据说也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早期的世界语传播”。

但是上述大多数名人对世界语的热情,都仅限于好奇或者应用领域。中国世界语事业的真正蓬勃发展,还是从延安开始。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不少世界语者出于“报国之心”和对理想的追求,“纷纷地从海内外”投奔延安,推广世界语、开办世界语班、举办“世界语展览会”,并在 1938 年 5 月成立了“延安世界语协会”。

延安的世界语展览会和世界语协会也受到组织的关心和支持,获赠最高领袖的题词。

1949 年后,世界语在中国也大行其道,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中国报道杂志社等世界语机构或媒体纷纷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由政府拨款,在民政部注册,在大部分省级行政区都有地方分会。

教育部曾两次明确通告,将世界语列为第二外语的课目之一,世界语还在全国十二个省份被认可作为职称外语的选项。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不少地级行政区甚至都有了自己的世界语组织,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中国铁路世界语协会、中国医学世界语协会、中国集邮世界语协会和中国围棋世界语协会等专业世界语协会也纷纷成立。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主办的第十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在山东枣庄召开

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不幸的是,世界语遭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也都来自它的共产主义盟友。

1937 年,“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的斯大林,突然一改之前的支持态度,宣布世界语者是内奸,世界语是“间谍的语言”。

苏联从此开始在全境禁止世界语的学习、使用和传播。从 1941 年开始,苏联进一步大规模逮捕、驱逐、流放并处决学习、使用或支持世界语的人。

例如曾任圣彼得堡世界语团体“希望社”社长、创立第三国际世界语部的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资深世界语者欧内斯特·德雷仁,虽然曾经积极而识时务地将苏联世界语联盟塑造得纪律严明,与党组织颇为共通,却还是没能逃过诸如“创立领导反苏恐怖组织”、“以该组织帮助破坏和恐怖主义工作”和“德国间谍”等指控,在几个月内即被判处死刑并迅速枪决。

▍欧内斯特·德雷仁(1892-1937)

好在迫害只是暂时的,最终随着 1956 年的解冻而终止,苏联对世界语的支持也再次恢复。

真正的打击发生在苏东巨变后,前苏东各国官方取消了对世界语活动场所、教师和出版物等的补贴,世界语组织和俱乐部关门、刊物停刊,一时间各国的世界语者纷纷失去了发展方向和谋生方式。

据报道,苏联解体后 20 年里,国际世界语协会的会员减少了近 60%。苏东巨变对世界语来说,似乎实在是太残酷了。

和世界范围内的世界语运动一样,当前中国世界语的发展状况同样堪忧。据 2004 年的报道,当时省级世界语协会只有三分之一还在活动,另有三分之一的在勉强维持,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已长期停止活动。

由于缺乏拨款和政策支持,加上世界语的精神和理想得不到广泛认可,在当代中国,甚至免费提供的世界语培训都乏人问津。仅有的世界语者,都是靠着“信仰”或爱好语言学在坚持。

▍2015 年各国世界语协会的个人会员人数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设置了世界语专业、为有关单位培养定向人才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在 2006 年招收了 12 名世界语专业的小语种学生。然而在毕业和工作后,他们大部分都选择了放弃世界语和相关岗位工作。

不过,世界语虽然式微,但柴门霍夫“人类自由交流沟通”的梦想并未随之折戟——据 2016 年的统计,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熟练掌握的第二语言的人数已超过了 15 亿,此外还有 6 至 7 亿未完全掌握英语的学习者,远远超过了世界语全盛时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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