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入寻常百姓家，《诗书中华》用原创模式为文化类节目破垒

传媒内参导读：从古诗词到古文，节目《诗书中华》以更广阔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大辐射面的传承和弘扬。在著名学者钱文忠看来，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敬畏感”，是比节目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事。

来源：传媒内参节目研究组

文/安哲

如何突破文化类节目的既有模式，把赛制形式从侧重竞技扭转为强调参与感的活学活用，进而为传承中华文化开辟出更为显性的广阔视角，由东方娱乐、东方卫视原创出品的全新文化类节目《诗书中华》，也许可以为这一问题给出最恰当的那个答案。

要么停留在上世纪，

要么干脆过犹不及，

文化类节目急需突破旧有模式

从去年年底开始，文化类节目开始显现出大热之势，期间推出的每档节目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十足的话题热度，且口碑一再攀升，在折射大众审美需求新走向的同时，更是给人这类节目已集体复兴的一种感觉。

可实际上，如果对文化类节目有所关注就不难发现，荧屏上从来都不缺少这一节目类型，其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子午书简》、《开卷八分钟》，至于为何没能像今天这样引爆全民话题，多半还是由于节目在形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致。

关于形式陈旧、难于突破的问题，一直都是文化类节目亟待解决的困局之一。从最早的《子午书简》开始，文化类节目就缺乏形式上的新鲜感，再加上节目往往被安排在接近午夜的非黄金时段播出，自然乏人问津。即便后来改为引入嘉宾的谈话类模式，很快又因为选择范围狭窄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想要邀请那些自带流量的明星级嘉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宽选择条件，渐渐演化成为打着文化幌子的访谈类节目。

比模式的套路化更让人无所适从的，是文化类节目还常常会以一种极为主观化的视角，向观众强行灌输某种带有结论性的观点。一旦用自以为是代替本该具有普遍意义的旁观者视角，就容易把节目做成“传道授业”的听课形态，直至引起观众的逆反情绪。发展到这一步，节目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下去都成了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近几年综艺节目的快速发展，以及制作水准上的突飞猛进，有了技术的加持，文化类节目也在顺应时代需求的压力下不断革新着自身形态，加之限模、限韩的客观形势给了原创型节目越来越多的施展空间，本就符合国情和大众审美的文化类节目自然有了更受观众喜欢的现实基础。于是，自去年年末开始，几档新生节目很快浮出水面，甚至被称作综艺市场上的一股“清流”。

然而，细看这几档引起广泛关注的节目，就很容易找出其中的问题所在。或许是出于改变文化类节目旧有模式的迫切需要，这几档节目往往存在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现象——不是为了强调故事性就刻意放大访谈部分的内容占比，就是一味突出戏剧化效果采取重竞技轻参与的节目形式，这样做的结果或许可以增加一些看点，可节目本身的文化属性却变得越发单薄，最终让自己混同于市场上的那些娱乐型综艺。

从节目各环节入手，

《诗书中华》要做的就是打破一切固有壁垒

那么，对于《诗书中华》这档全新的文化类节目来说，又该怎样实现模式上的创新？按照总导演王昕轶的话说，“压力确实很大”。

早在节目筹划阶段，制作团队就已经明确了这档节目的创作初衷，即通过节目的传播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美，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力量和趣味性。

通过这样一档以诗文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类节目，让传统文化真正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并且与他们的生活融入到一起。以此作为核心思想，去构建节目的答题环节与参赛家庭的风采展示，一切都围绕着诗文本身去展开。正因为把节目的参与性放在首位，所以《诗书中华》选择了与之前推出的同类节目背道而驰的游戏设计方式，有意识地对竞技性予以淡化，正像王昕轶所说的那样：“我会跟所有选手说，在这里哪怕你只会十首诗，我也同样会很尊敬你。”

为了把“诗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宗旨真正落实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诗书中华》的制作方从各环节入手，逐个打破文化类节目的固有壁垒——先是把参与节目的主体从个体升级到以家庭为单位，紧扣“诗礼传家”、“诗教家风”的创作主题，以此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良家风、家训及礼仪；

接着又对内容领域进行“扩容”，使之从古代诗词扩大至到“古诗词 古文”的更大范畴，让传统文化中的更多精华部分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当中；

最后是对赛制形式进行全方位调整，从侧重竞技性的节目风格转向对活学活用的属性强调，从而以更广阔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大辐射面的传承和弘扬。

谈到《诗书中华》的主要特色及制作标准，作为该节目学术顾问的著名学者方笑一表示：“这个节目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方式让它更像是一个热爱诗书的家庭派对，更有家庭气氛，少了一些竞赛的激烈感，多了一些家人相聚的欢愉感；其次是诗文在节目当中的属性变得更加灵活，除了展示学问和记忆力，还更强调实际应用，让观众能够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些诗句在人际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最后是让普通民众与传统诗词结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奇感，这也是东方卫视一直以来最擅长的事情。”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滕俊杰的认同。在他看来，作为后发项目的《诗书中华》既面临着更大的难度，也有一定的优势。难度在于之前已经有很多节目做出了声势，想超越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而优势在于可以总结之前的经验和教训，更便捷地找到新的突点。“我相信《诗书中华》这档节目已经找到了新的突破点。这也代表了我们东方卫视一以贯之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对中华文化的敬畏和传承，

是比模式创新更重要的事

如何在创新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节目内容的制作和播出，用传统文化中的诗书之美去感染更多的中国人，同时展现当代中国百姓家庭中应有的家风、家貌，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无疑是摆在《诗书中华》制作团队面前的头等大事。

如何确立节目的方向性，东方娱乐集团总经理、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的答案是强调“四感”：“第一是民族自豪感，这个节目要催生民族自豪感。第二是文化优美感，优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君子之争的对战感，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关键时刻我们要当仁不让。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这件事上我们要不要争？要把文化传的更远，看谁比谁传得多、传得远。第四是家庭故事感。”

本着这一出发点，《诗书中华》的导演组为节目确定了三个核心观念词，即“家庭”、“诗文”和“活用”。对此，身为总导演王昕轶有着自己的解释：“家庭是每个人传统文化教育的起步，你的第一首古诗一定是你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教的。所以除了把‘家庭’作为这档节目最重要的基石外，还希望观众能通过节目获得一条最基本的信息，即家庭才是每个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一起点，其中既包含了家风、家训、家教这些涉及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弘扬。”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传承和发扬，源于一份“敬畏感”。按照李勇总监的话说，为了做好《诗书中华》这档节目，整个东方卫视可以说是动用了最好的一切资源：“在这个节目上是我们东方卫视过去三年以来用的综合性装备最多的一次，包括两边的纱幕，大型投影设备，后期剪辑和其他资源配置，都是目前最好的。”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来制作一档文化类节目，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难怪作为评委的台湾著名学者张大春会由衷地发出感慨：“我是没有碰到过这种团队大，分工细的，很了不起！”

在著名学者钱文忠看来，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敬畏感”，是比节目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事：“东方卫视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敬畏感。对文化没有敬畏，我觉得是做不好的。如此负责、专业、投入的精神，我是第一次看到。为了录制半期节目花费十几个小时，台领导都长时间泡在现场，编导们整个人都是肿的，这就是把一种敬畏感落实到了专业工作中，我觉得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