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题材影视剧为何火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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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

谍战、反特题材曾经是冷战年代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不管是拯救“自由世界”的英伦特工007，还是在“无形的战线”上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英雄虎胆”，这些飒爽英姿、神勇无敌的间谍成为少有的能够被冷战双方共同分享的文化形象。正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泾渭分明和尖锐对立，这些无名英雄无需经历成长就“自动”成为代表彼此阵营的正义战士，并借助他们在敌后的“亲身经历”，让冷战时代的人们得以窥视敌对一方的生活。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正邪二元对立的逻辑陡然失效，谍战题材一度陷入沉寂。直到新世纪之交，好莱坞、韩国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内地影视剧中无名英雄再度归来和复活。与冷战时代英勇神武、孤军深入的谍战英雄不同，这些重新披挂上阵的间谍英雄们在后冷战时代拥有更多的私人情感和忧郁，他们或患上失忆症不知道自己是谁，或发现自己深爱的人原来是一个敌方间谍，或挣扎于双重身份不能自拔。

如成龙电影《我是谁》（1998年）、《特务迷城》（2001年）以及改编自畅销小说《伯恩的身份》的好莱坞系列电影《谍影重重》（2002年）等，都把寻找自我的身份作为谍战片的核心主题。这些失忆的间谍如同无家可归的精神孤儿，在猝然来临的全球化时代亟待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而1999年带动韩国电影产业振兴的影片《生死谍变》则讲述了朝鲜女间谍与韩国男特工相恋的故事，这部谍战大片开启了此后韩国电影中新的谍战主题，用南北特工之间的爱情或兄弟情谊来隐喻依然处在冷战分裂状态的朝韩关系。

也正是在新世纪之初，香港电影用新的警匪卧底故事《无间道》（2002年）来演绎回归后依然无法安放的香港人的暧昧身份，拥有双重身份的卧底如何“重新做人”成为此后香港电影中表达主体身份的自我隐喻，仿佛“成为卧底”成了当下香港人无处可逃的宿命。

从这里可见，如孙悟空般神通广大的间谍在后冷战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与不同的在地文化结合起来，讲述孤独、隐忍的个人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焦灼关系。简单地说，这些间谍故事实践着两种基本的文化功能。

第一种是表达主体身份的内在焦虑，在冷战时期间谍有着清晰的政治认同和敌我之分，而随着冷战结束“真正”的敌人消失了，间谍也没有了好坏之别，正如用相对中性的命名“间谍”、“特工”来取代负面词汇“特务”，这就造成不管是我方特工，还是敌方特工，都是从事相同职业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实质区别，这也就为昔日你死我活的冷战敌手握手言和、彼此爱慕提供了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谍战剧成为后冷战时代指认和想象“冷战”故事最为重要的舞台，只是这些重新讲述的“冷战谍影”与其说凸显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如说完成了冷战的去政治化，甚或是为新的故事表达提供“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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