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改编如何青出于蓝

作者：丁佳文

近期，《白鹿原》《深夜食堂》《楚乔传》等多部改编影视剧的热映，将关于原著与改编作品关系的讨论引入白热化。文学或IP改编到底应该遵循原著还是发挥创意？如何在尊重影视剧规律前提下进行改编？记者采访业内专家进行报道。

年代剧《白鹿原》由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雷佳音、李沁、孙铱领衔主演，以陕西关中平原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于2017年4月16日首播。

改编影视圈的怪现状

近十几年，中国影视行业从改编传统文学、改编网络小说走向改编IP。多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一方面创下高点击，另一方面，也引发原作“粉丝”对于“毁原著”的不满。

近期，改编自日本同名人气漫画的中文版电视剧《深夜食堂》备受争议，青年编剧李子涵认为，《深夜食堂》在日本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充满人情味且“接地气”，中国版将小人物变成稀奇古怪的人物，将合理剧情变成“无脑的戏说”，产生一种“廉价感”。“观众去看《深夜食堂》，是想看到深夜是什么样的心不平静，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事情无法入睡，是什么样的实物抚慰寂寞受伤的一颗颗心灵。中国版显然没有遵循作品属性，并且严重低估了观众的审美情操。”

此外，很多业内人士也指出，中国版广告植入过于明显。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如今翻拍剧的急功近利：资本急于变现而粗暴入侵艺术创作，主创人员盲目崇拜IP却无心进行艺术创造。如何把一个积累了一定的观众或者读者数量的IP转换为合格的特别是优质的影视剧作品，是中国影剧人在新的影视背景下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

与此同时，在电视剧《白鹿原》的研讨会上，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直言，文学改编存在怪圈，“现在的改编一般是把小说拿过来，然后改编。好像小说是至高无上的范本，其他影像的东西再怎么做都是对它的亵渎。不同媒介制作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作品。我们的错误就是老拿小说的标准要求影视剧，但是如果一个影视剧拍得像小说一样，一定是失败的影视剧。”

原著只作为剧本素材的一部分

由小说或者其他艺术形式改编的电影，其原著与改编后的电影的关系、尤其是质量高低、优劣往往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眼球的话题，甚至经常被媒体炒作。

编剧刘兵认为，影视剧成功与否和是否尊重原著没有直接关系。具体来说，有些影视剧成功并不是因为尊重原著而获得成功；相反，有些影视剧被诟病也不是因为不尊重原著。作为独立存在的作品，必须用人物塑造、表达、情节发展、摄影、音乐、演员表演等影视标准来衡量，并不是用是否尊重原著的标准衡量。如果遵循电影规律拍摄，即使和原著有较大差异，依然能获得成功，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电影《教父》，导演科波拉认为原著就是一个通俗小说，他并不喜欢原著小说，但是从原著中看到了发挥的可能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影《乱世佳人》，流行小说经过改编后成为经典电影，它们的成功都是因为符合影视规律进行拍摄。

如果过度忠于原著，改编后的影视剧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其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中原文原话，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进入经典的文本中去，但是，影视作品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常常会适得其反。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之所以深入人心，因为其用影视手段转化了文学意境，才成为经典。

很多影视剧作品在改编过程中，对原作都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做了很多自主的发挥。比如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但是仔细对比，从立意、主题等很多方面都有不同。姜文导演的另一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剧本改编自叶弥的小说《天鹅绒》，相比小说而言，剧本以及后来的电影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有很大改变。编剧自己创作剧本是拿生活当素材，改编剧本也是拿小说当作所有素材的一部分。如果按照文学剧本亦步亦趋地改编，容易变成文学作品的衍生品，失去了影视作品独立的价值。

同时，刘兵认为，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很难被影视呈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专属于文字本身，其特征很难被影视转化。影视剧改编和文学原著的经典程度也没有必然关联，并不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就容易被改编成经典电影。例如现当代的一些作品，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拒绝将《百年孤独》改编成影视剧，他曾说过，一流的小说常常拍不出一流的电影，一流的电影往往改编自三流的小说。像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作品不容易改编。

忠于原著拍摄是一种保守的拍摄方式。当影视剧口碑不佳时，导演及创作团队不会受到“没有遵循原著”的指责，但是，真正影响影视剧质量的关键还是创作者驾驭作品的能力，而与原著的还原程度无直接关系。

电影产业化不能忽视文学基础

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繁荣和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站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

《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何赛飞、曹翠芬、金淑媛等主演。该片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讲述了民国年间一个大户人家的几房姨太太争风吃醋，并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故事，于1991年12月20日上映。

新时期重要的电影作品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顽主》《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大都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所谓电影“王朔年”“刘恒年”的说法更是凸显了文学和电影空前的互动关系。张艺谋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反过来，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文学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人的“社会知名度”与他们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不无关系。伴随着《红高粱》《霸王别姬》等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相向而行，相得益彰，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蜜月”，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各自的辉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渐行渐远，相互疏离。中国快速进入了影视时代，并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巨大的传播力、强大的影响力和大众化的趣味赢得了最大层面的观众群体，取代了文学在文艺领域的主导地位。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创新能力也似乎没有满足时代和读者的需求，对中国电影的支撑能力也就相应减弱。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过于纠结、纠缠所谓“电影本体”，主动性疏远了文学。加上中国电影在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从各个层面包括立法、政策、运行机制等都相对忽视了编剧、编剧环节，忽视了文学基础，以至于到今天集体性把包括翻拍在内的IP当成了整个行业的“救命稻草”。电影一旦成为工业，成为产业，就需要批量化的产品的不间断支撑，其中有很多环节，包括关键性环节，我们缺乏必要的准备及其应对，我们的认识也没有跟上电影实践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变化。

吸取文学精神和“戏核”再创造

“改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吸取‘戏核’及其精髓进行再创造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形态。”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电影《搜索》由曾获选鲁迅文学奖的原著《搜索》改编而成。“电影不及原著”的观点成为了众多媒体的评价。不过，在他看来，陈凯歌对原小说的增删体现了他对于电影作为面向最大层面观众的大众艺术的深刻理解，也显示出了艺术家的智慧和责任。

与原小说相比，电影删掉了包括路天明、刘义等在内的支线人物，使得整个故事相对完整和封闭，符合电影观众对“故事”的渴求。而对于支线人物的简化，则令原著中比较负面的人物都相对正面了起来，也令险恶的人心显得不再那么险恶。在叶蓝秋自杀的关键点上，原作小说的结局很残酷，电影则做了更符合观众愿望的处理，保留了一定的温馨情调和浪漫色彩。应该说，《搜索》在暴露社会阴暗面、揭露人性问题与传递社会需要的正能量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事实上，传递人性中善良、积极、温暖、向上的力量，给观众、大众以情感上的抚慰和温馨，是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大众艺术、大众文化消费的内在规定性，也是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内在规律。违背这个内在规律，不仅在艺术上走不通，而且在电影市场上无异于自杀。

当下中国影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意能力严重不足，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盲目跟风、模仿之作大量涌现，艺术上的“懒汉”行为屡见不鲜。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精神、文学素养的缺失。一旦失去文学的滋养，影视作品便易走向媚俗化而成为一种粗糙的快餐文化，其文化品位、品质的降低也就在所难免。

文学精神有很多层次和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注和思考，比如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心理矛盾和挣扎乃至人生终极目标。中国电影要从文学中获得营养和力量，首先要找回对人的关注和思考。不过，对于电影而言，对人的关注和思考必须有好的故事作为载体。文学作品也要有故事，但电影故事的强度和力度比文学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电影还必须以电影化的方式，有智慧、有张力、有感染力地讲好故事。因为电影比文学更依赖于受众。总之，电影从文学中获得营养和力量的同时超越文学回到自身，否则电影成为文学的注释、附庸同样也是两败俱伤。（丁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