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电视剧为什么赢不了观众？

昨天晚上，电视剧《白鹿原》终于播出过半，而剧情也发展到了最令人揪心的段落之一——田小娥被白鹿原族人鞭打，开始萌生复仇之心。但相比于开播前的声势和剧集的投入，剧版《白鹿原》在收视和传播上都远远称不上令人满意。这部立项16年，历经周折，耗资3亿的85集巨制，产生的话题至今仍只有此前的停播事件和“豆瓣评分9.0收视率却上不去”这两条。

画面大气、演技精湛、细节考究……为什么一部几乎无差评的“良心剧”，没能成功地俘获更多观众？相比之下，同期播出的《欢乐颂2》持续出产“性骚扰”“处女情结”等话题，尽管争议不断却一直稳居收视排行榜的顶端。这是娱乐化、话题至上的时代氛围所造就的恶果吗？我们是否应该对观众的品味痛心疾首？

卑视观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今天书评君推送的这篇文章，深入比照了电视剧版与小说原著的内在差异，作者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白鹿原》而言，电视剧版也许注定要少了光采。

撰文 | 林栗

电视剧版《白鹿原》是一部“良心剧”吗？当然。是一部好剧吗？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断续地看了这些天之后，我却不得不坦然地面对自己有些追看无力的真实感受——在看时，感觉确实还不错；但随时放下不看，竟也并非难事。

为什么会这样？这种观看体验和《白鹿原》原著小说大相径庭。即便是现在重新找出小说原著从头读起，阅读体验依然是酣畅又不乏震撼的——所以这并不是因为已熟悉情节导致的“剧透”惹的祸。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除了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和传统乡土社会与时代新潮的碰撞，还有一种瑰异、粗粝又深沉的独特气质，而恰恰是这种气质，在电视剧版中看不到了。

少了“性”、不谈“命”

魔幻现实主义变回现实主义

作为一部公开播出的八点档电视剧，剧版《白鹿原》对小说中大篇幅的性描写和涉及神鬼、风水等“迷信”的内容进行删改处理，是意料之中的必然。

比如，翻开过小说《白鹿原》的人都很难不对开头第一句话记忆犹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整个第一章都用来写白嘉轩前六次娶亲的故事，六场洞房花烛夜，六次被命运捉弄似的糊涂死亡，“长了带毒的倒钩”的传闻……这一章内容与全书情节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但白嘉轩的“命硬”得以凸显，奇异、骇人的气氛也被渲染出来。而剧版《白鹿原》开头的场景，是白嘉轩和媒婆在女方家里提亲，白嘉轩不愿娶用粮食换回的媳妇，起身离开。前面死去的六任媳妇，仅用地里的六座墓碑来呈现。

白嘉轩六房妻子的坟墓。（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再比如，小说里白嘉轩是设法从鹿子霖手里换来白鹿跑过的那块风水宝地，才开始了时来运转。而在电视剧中，换地的情节被处理成“地下有水脉”的科学版本，同时也失去了关键的结构性和象征性作用，仅仅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一个事例。

并不是要批评电视剧的剧本，因为这些修改是可以理解并且必须的。但这些要素对于陈忠实的小说原著来说，毕竟非常关键。《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从上世纪90年代发表之初就是争议话题，现在印行的定本已经是作者采纳了建议进行一定删改的结果。但作为一部想要写成“一个民族的秘史”的作品，正因为陈忠实做到了摆脱神秘感和偷窥感去正视性，并且“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它才能够实现“民族秘史”的追求与境界。

“性心理结构”对于田小娥这一整部小说中最具异质感的女性角色尤为重要。性既承载了田小娥对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又是饱受迫害的她用于复仇的武器。她因女性的身份而备受折磨，却又擅于利用自己身体的诱惑力。但在电视剧版中，田小娥成了改动最大的人物。由气质清冷婉约的李沁所扮演的田小娥，主要强调她柔弱、可怜的一面，而看不到那种在情欲和放逐中洋溢着的野性的生命力。

田小娥。（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单纯从人物塑造上来说，这样一个直接唤起观众怜悯的田小娥未必不好。但在《白鹿原》中，田小娥身上充盈着的欲望和生命力并不只与她一个人物有关，而是代表了白嘉轩们所维护着的传统宗族文化想要压抑而又压抑不住的一种人性自然。她像一个幽灵，在看似平静有序的白鹿原上搅起了一阵又一阵风。当电视剧《白鹿原》用相当多的细节提前铺展开田小娥与白孝文的感情线，或许能让这样一对苦命鸳鸯惹人哀叹，但那种压抑与复仇的力量却大大削弱了。

田小娥与白孝文。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看似延续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白鹿原》，又是自觉地超越了这一传统的。它吸收了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运用了精神心理分析的手法，这些笔法交织在一起，才成为了《白鹿原》。当小说中的欲望洗净为单纯的情感，当魔幻现实主义重新回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就仿佛刚刚张扬出去的翅膀又被迫收束，小说特有的某些气魄与魅力也就随之难觅。电视剧有了精致的视觉呈现，但内核已经变得平庸——至少是平常。和原著比，它是无趣的。

文化思考难以容纳

“民族灵魂”是那个时代的主题

虽然陈忠实本人曾经表示，因为小说体量过大，相比起电影、话剧等形式，《白鹿原》的改编寄希望于电视剧。但即便电视剧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人物和超长的历史跨度，在表现文化、表达观念与思考上却具有天生的弱势，很难与文学作品相比。以这一版电视剧85集的体量，全部播完要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观众很难通过日复一日的零碎观剧时间来达成相对完整、宏阔的文化思考，而这正是《白鹿原》的主旨所在。

《白鹿原》1993年出版，但实际上陈忠实在1987年就已经完成了整部小说的构思，之后几年都是在“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所以无论是在内在精神还是在文学形式上，《白鹿原》都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即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活跃时段相呼应的。在那个“寻根”盛行的时代，陈忠实和许多作家一样，想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去探寻“这个民族的灵魂”。《白鹿原》的创作主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在篇首引用的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白鹿原》

作者：陈忠实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陈忠实用史诗式的架构去呈现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他用白鹿原上的一个个人物，去展示自己“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生命体验”。他前所未有地塑造出了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前所未有地使传统宗法文化得到了立体而有生命力的呈现。在他写作的时代，这些正是对“民族精神”的新认识。《白鹿原》因此成为一部极具文化意蕴的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部总结之作。

他在《白鹿原》中重新思考民族文化与历史演进。有别于非黑即白的明确表述，他的思考与价值判断是充满矛盾的。对于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宗法文化，他无疑投之以肯定和欣赏，但同时也有批判和鞭挞，因为他既看到了宗法文化对于前年来民族延续的基石性意义，又看到了它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田小娥的悲剧就是如此。对于现代文明进程，他也同样是肯定与犹疑并存的。

族长白嘉轩与族人在祠堂。（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张力造就了小说《白鹿原》的内在空间，让这部作品有了可被解读的丰富意蕴，这也是它在二十余年来被经典化的原因之一。

但在剧版《白鹿原》中，这种疏离感与矛盾性变弱了。尽管刚刚播出过半，还难以对人物下定论，但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和共产党员鹿兆鹏作为被着力表现的人物，在剧中有了更多接触与交流。鹿兆鹏和黑娃烧毁粮草的情节中，白嘉轩成为了知情人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两人甚至一度有彼此相敬相知之感。——这是为了让传统宗族文化和革命者作为正面人物达成某种合作吗？而在两天前的剧集中，还为鹿兆鹏和黑娃率领的农协增加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户的情节。改编的种种细节在昭示：也许在剧版《白鹿原》中，对历史的呈现终会纳入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主流叙事中去。那种重新述说历史、重新思考文明的尝试和气魄，将只属于小说。

“经典”在前的困境

“不要一味地抱怨市场卑视读者”

创作的心态也同样是一个问题。电视剧版《白鹿原》一亮相，就看得出主创团队是抱着“致敬经典”的心态在做的。巨额的投资、细节的讲究、所有演员在农村体验生活一个月这样不惜时间成本的准备工作……都是这种心态的正面体现。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导演刘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以“拍部这样的戏，一辈子也就一次机会”的信念来做的。男一号白嘉轩的饰演者，同时也是该剧的艺术总监张嘉译更是说，《白鹿原》对于他来说“是从小看到大的作品，我把它当‘神品’一样供着”。

有这样的态度，剧版《白鹿原》称为“良心剧”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可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致敬”的态度又造成了电视剧版《白鹿原》处处都显得谨慎小心，都像是在“靠近”原著的艺术生命，而自足性有所欠缺。但无论影视还是文学，原创还是改编，每一部热门作品都必然是与当下的时代有紧密呼应的。

小说《白鹿原》在当时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仿佛横空出世、一炮打响。1993年《白鹿原》首先在《当代》杂志连载刊发，立马造成轰动，单行本出版后，畅销多年。而陈忠实在作品面世后不久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谈及自己对这部小说的预测：

作品写完以后，我有两种估计，一个是这个作品可能被彻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种估计就是得到肯定，而一旦得到面世的机会，我估计它会引起一些反响，甚至争论，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下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他非常清楚，这部小说是具备突破性的，是哪个时代所呼唤、所等待的作品，绝不会悄无声息。

除了内在精神上与时代的契合，即使在小说的写法上，陈忠实也没有秉持所谓“纯文学”的正统观念，而是非常有意识地解决作品的可读性。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之所以每每让人欲罢不能，是陈忠实有意为之的结果。他在开始写《白鹿原》之前，特地研读了美国通俗小说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几部长篇，“谢尔顿的作品启发我必须认真解决和如何解决作品可读性”，“可读性的问题是我所认真考虑过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

西德尼·谢尔顿（ Sidney Sheldon，1917-2007），美国作家，1969年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代表作有《裸脸》《假若明天来临》《天使的愤怒》等。曾被誉为“世界最顶级的说故事高手”，其作品全球总销量逾3亿册。

如今《白鹿原》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很少有人再提及它在可读性方面向通俗小说的借鉴与学习，尽管这是它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畅销长篇的重要原因。陈忠实当时说：

构思这部作品时，文坛上有一种淡化情节的说词，以为要彻底否定现实主义的过时传统。……但我必须面对现实。现实的情况是文学作品已经开始出现滞销的不景气现象。文学圈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呼纯文学出现危机，俗文学的冲击第一次伤了纯文学高贵尊严的脸孔，这是谁都能够感到威胁的，书籍出版没有订数的致命性威胁。

在分析形成这种威胁的诸多因素和企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我觉得除了商潮和俗文学冲击之外，恐怕不能不正视我们本身；我们的作品不被读者欣赏，恐怕更不能完全责怪读者档次太低，而在于我们自我欣赏从而囿于死谷。必须解决可读性问题，只有使读者在对作品产生阅读兴趣并迫使他读完，其次才可能谈及接受的问题。我当时感到的一个重大压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写完这部四、五十字的长篇，读者如果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读完，这将是我的悲剧。

……我们需要一点否定自己的勇气，不要一味地抱怨市场卑视读者，才能从文学自身寻找出路。

当二十几年过去，我们重读陈忠实先生的这一段创作谈，会发现用来分析电视剧也同样妥帖而精当。想要避免电视剧《白鹿原》这样的“叫好不叫座”，也许还是要像陈忠实先生这样，除了维持自身的“高贵尊严”，也同样用心地去解决读者或观众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