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综艺节目在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两类平台的大爆炸,这些艺人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他们也渐渐成为娱乐至死时代众多综艺节目的救世主。
作者 | 陈丽媛
编辑 | 蒲草
和很多通告艺人不同的是,大张伟从不讳言自己工作的目的是取悦大众,而和他齐名的几位都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我是歌手”、“我是相声演员”和“我是个演员。”
这样的强调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通告艺人”这四个字难免传递出某种贬义和轻视。
近几年,大张伟凭借着南城爷们儿自带的江湖气扩张着自己的粉丝群体和商业影响力。换句话说,大张伟通过自己的吊儿郎当和混不吝的“邋遢帅”,如愿以偿得到世俗层面上的成功。
“通告艺人”是一个最早被台湾综艺圈发明的词汇,虽然形式和重要性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其工作的实质仍然相同——让节目更好看、更有趣。相比之下,台湾的通告艺人普遍通过上综艺节目玩游戏和讲故事来赚钱,而在当下的内地,综艺通告艺人更依靠段子和人设圈粉。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综艺节目制作人口中“没个大张伟、薛之谦都不好意思跟广告商提提案”的通告艺人们,早已不是早期日韩综艺中的小丑或是台湾综艺圈中的边缘人,甚至因为他们更善于实现广告主的要求,而被视为“广告娘家人”或者“广告本体”。
随着综艺节目在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两类平台的大爆炸,这些艺人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他们也渐渐成为娱乐至死时代众多综艺节目的救世主。
“小丑”
大张伟
1998到2017年,大张伟分别以几副面孔来面对世人。
首先,他是崔健、丁武等摇滚前辈们看好的摇滚新星,那时候的“大老师”是能唱出“只知道现在干的让我看不见未来,就像一个总在想变成风筝的内裤,由于拉锁拉得太紧我根本飞不出来”的朋克少年。
现在豆瓣小组的评论中,仍然有人在半夜时分前去回顾大张伟以前的歌,并称他的“14到19岁的创作根本就是天才。”
他在初中毕业时就成为“智慧少年”杂志评选的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当时他所创作的歌曲充满灵气,这从他转而做“神曲”后众多音乐人们的叹息中多少可以得知。
这一切似乎早就有所预示。在花儿乐队的抄袭风波之前,大张伟就曾多次提及自己不想再做摇滚、朋克,想要换个风格。虽然身在一家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但是,大张伟却因为“抄袭风波”而成为众矢之的。
实际上,那个时间确实不是音乐人的好年头。从大张伟劝队员王文博的话中可以对当时他的心境和景况窥见一二:你们不是想买宝马吗?唱了《嘻唰唰》就能买了!
我们无法得知,一意孤行改变风格对花儿乐队的解散以及大张伟随后的音乐道路起了什么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他现在成为综艺红人的驱动是巨大的。
在向湖南台两次推荐大张伟上《百变大咖秀》后,选人洪涛成为大张伟综艺的引路人。在这档节目台前台后,洪涛看到了两个大张伟:一个是“不好好说话,吊儿郎当、没心没肺的”;另一个是对穿花裙子、戴假体等要求有求必应,而这在其他艺人看来极难接受。
大张伟证明了洪涛的眼光。在《百变大咖秀》的现场,无论是假扮各色人的出位装扮还是逗贫甩包袱,这位摇滚歌手都显然格外玩儿的开。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综艺邀约,以及大张伟“神曲”的病毒式推广,这似乎让他的音乐正途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某次节目中,大张伟曾和同为“通告艺人”的薛之谦谈起自己“不红”时候路过广场,会经常听见自己的音乐。这时他最经典的“混混表情”消失几秒,在短暂的沉默后,他对薛之谦说,“哎,你知道吗?你的《演员》都被改编成广场舞了。”
在台上,大张伟会像戏剧形象中的丑角,永远能接住所有人的包袱,只要他存在,节目中就永远不缺笑点。而在生活中,染着绿刘海的他经常自言自语,“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没戏了。”却始终不忘自己的终极目标:成大气候、不再被认为是 low。
实际上,大张伟依然时不时地就让合作伙伴刮目相看。2012年,张希担任大张伟主持的网综《土豆周末秀》制片人。这个印象中“没文化的南城混子”却在前期选题策划和后期剪辑配乐中都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性与天赋。
这样的爆红背后是通告费的飞速增长。曾有综艺从业人员透露,去年春节前,大张伟和薛之谦的节目报价还是30万左右一期,但之后就是70、80万一期。如今,这70、80万已经不是决定条件,还要参考同台艺人的私交、档期是否方便,以及如何更节省时间。
边缘人
安钧璨
在台湾的综艺节目界,通告艺人承受着边缘人的待遇以及薪水,他们的谋生手段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得到观众的喜爱。
通告艺人们往往活得相当有危机感,在节目中没有“效果”是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得在节目中拥有让人哈哈大笑或张嘴惊叹的本事。
为了“制造效果”,在节目中开口骂人或者互揭对方老底的行为会被当成真性情的表现,当然19禁和重口味话题也必不可少。在《康熙来了》中,脾气火爆、和小S对骂的知名通告艺人赵正平说道,“要有吸睛能力,不然电视台干嘛找你?你想这一行有多少通告艺人啊,有的甚至还有功夫、有硬底子,会表演,比你能耐大的可多着呢。”
“卖力”搞笑的通告艺人,在真实生活中还是会常常入不敷出。在台湾最火爆的综艺节目中,他们每次录节目的通告费也不过一千多块新台币。换句话说,一位非常受欢迎的通告艺人,如果一个月有20天都能上节目,月收入大约有6.2万新台币,也就是1.2万人民币左右。而高额的房租、保养、造型、应酬甚至整容,都需从这些钱里面支出。
这导致在当时台北五分埔服装批发市场和后火车站的饰品摊前,“偶遇”女通告艺人的几率非常高。这些通告艺人一般选择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出行,住在台北较为便宜的地段。在某些时间段,他们讲着自己或别人的笑话,也许场面难看,但绝对不能翻脸。
台湾艺人小call就曾因摆地摊贴补生活出现在很多台湾娱乐媒体的版面中,为了“圆梦”她还曾一边接通告一边在早餐店打工,直到时间无法调节才从早餐店离职。
豆瓣小组中有一个话题“台湾的通告艺人到底有多穷”。其中代表人物是2005年凭借电视节目《我爱黑涩会》出道的艺人丫头。在出道的十年后,她终于开始过上了买房并还贷的“幸福生活”。
在个人微博中,她写道,“在(房子)签约时就强忍泪水,回家才哭出来”。丫头凭借独特“娃娃音”,陆续出现在内地的一些网络综艺中。但是,在爱奇艺网络综艺《撕人订制》中,她担任每期男嘉宾固定的吐槽对象,和她曾经在台湾综艺中的角色担当如出一辙。
在浮夸梦幻而五光十色的舞台上,哲学系出身的安钧璨的真实生活却被节目中的笑声所掩盖。在生前最后一期《康熙来了》的影像中,他独自坐在角落的黑色斗篷里休息,可以看到十分不舒服的样子,但是当正式开始录影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给足节目笑点。
在他肝癌复发逝后,很多人想起他在那期《康熙来了》中说的话,“我不知道在我死后,还会有多少人记得我。”当时安钧璨的“情况”已经不太好了,但在场的“通告艺人”们还是像以前安钧璨提到自己对演技有着期望时一样,哄堂大笑。
实际上,台湾严格的艺人分级制度让通告艺人的升级变得艰难。在和安钧璨合作《战神》后,大S曾说安钧璨演技卓越,不应该再做谐星。
救世主
薛之谦
2012年的“限娱令”在减少各大卫视同质节目的同时,也逼迫电视人不得不另辟蹊径。
2013年湖南卫视户外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大热后,以几家头部卫视和视频网站主的新一轮电视争夺战再次开始。在大量引进和学习韩国、欧美综艺的同时,中国电视人采取了激进的叠播策略,导致综艺数量井喷,明星嘉宾迅速进入到供不应求的局面。
这样的火爆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内地的通告艺人。和港台、日韩综艺不同的是,内地的通告艺人们逐渐成为节目的“主菜”,甚至成为收视保障。
无论是电视综艺还是网络综艺,薛之谦、大张伟、岳云鹏、贾玲和宋小宝简直成为热门综艺的标配,有综艺制作人披露,这几位已经成为制作方提案时的“PPT神兽”。
薛之谦在2004年和2005年两次参加选秀节目《我型我秀》,并在第二年进入全国四强。在访谈中他曾直言,作为最早一批选秀歌手,自己迅速走红,又迅速过气。直到现在,很多节目调侃薛之谦的“梗”中,都离不开他靠《认真的雪》撑过的日子。
在薛之谦的对外形象描述中,雪藏、开淘宝店、开火锅店,都是“薛老板”的自救措施,而他始终强调他依然是个歌手,一个“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有钱发唱片”的歌手。后来的离婚事件让薛之谦被推上微博热搜榜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画风清奇的微博。这些生活段子巧妙的融合了商业广告,他也在“小赚”的同时刷足看客们的好感。
实际上,像薛之谦这样脑洞清奇、画风独特,且没有“偶像包袱”的艺人,才是最符合综艺的需求,也适合表情包和段子手的存在方式。
在微博大火后,仅仅五个月薛之谦就收到了二十多档节目的邀请。之后的薛之谦开始了综艺霸屏,无论是台综网综、真人秀还是棚内,只要有薛之谦,很大程度上就预示着这期将是本季收视率最高的一期,就是综艺制作人和投资者们最放心的时候。
这和国内综艺发展初期,艺人综艺感无法和综艺质量同步成长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外援——韩国艺人的语言障碍、北上台湾艺人的笑点差异还是内地艺人们仍然在牢牢守护自己的人设——都让国内的通告艺人的稀缺成为当前的现实问题。
薛之谦、大张伟、贾玲、宋小宝等人则从现实问题、资金招商和政策裹挟中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为综艺制作者们的救世主。
不过,救世主却不好当,大量的工作堆积而来,他们无法停歇——都是很久才火的人,谁知道能火到那天?2016年12月,精疲力竭的宋小宝宣布“2017年多陪伴家人,休养调整,完成自我充电”;2017年1月,薛之谦再度入院就诊,脸色苍白,这也是他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第二次被送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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