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红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宿命

电视剧版《白鹿原》播出已过四分之一，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仅为《欢乐颂2》的几分之一。尽管口碑很好，但作为一部大众文化作品，传播范围如此有限，很难对电视剧品质所产生的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做出较高的期待。

在大众文艺作品范畴内衡量这部作品，电视剧版《白鹿原》在艺术上不可谓没有追求。

出品方投入大量成本请知名编剧、知名导演、知名演员出演电视剧，收视红线即便不好看，也心甘情愿，类似的例子在影视行业中屡见不鲜——这些有艺术追求的电视剧是用来评奖的、给出品方做品质背书的，传播效果最大化诉求反而在次。

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既然选择跟《白鹿原》沾边，就不要指望有大红大紫、洛阳纸贵、万人空巷的一天。小说如此、电影如此，电视剧也没有逃过这片原的宿命。

已故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当代》杂志上刊登时已经经历过一次删节，几年后为了参评茅盾文学奖再次进行了删节修改，获奖之后仍然因为书中展示的政治思想和原始力量的描写备受批评界质疑和诟病。

电影版几经波折上映之后票房艺术双双失意。电影选择改编了原著诸多副线故事中的一个，将之放大到最大化，辅以浓郁的陕西方言呈现在大银幕上。对于没有读过小说的观众而言难于理解，同时又能气死小说读者，两头不讨好，除了电影女主角，影视、文学乃至监管层面没有一方会因电影感到高兴。

堪称鸿篇巨制的电视剧版本面临着与小说、电影同样的难题。

尽管陈忠实的小说在文学评价上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有力量的，它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从伦理错位、时间洪流中揭示乡村的悲剧，有腐朽与陈旧之处，但材料、结构、行文上还是结实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正如小说揭示了白鹿原上人的命运，小说经历的曲折故事也解释了“白鹿原”这一概念统辖的所有创作的命运。

比起颂扬对象明确的类型化正剧，希冀通过漫长的诉说展现民族是如何从历史中走向现在的《白鹿原》掺杂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故事，既不可控，也不适合放到整体娱乐化的氛围中进行展示。

电视剧《白鹿原》播出一集后遭遇临时停播，再播出之后几乎也没有积极宣传，没有雷声，也不见雨点，阴云一般安静地出现在五月热闹的档期里。它就像那原上的骡马，该阉的都阉过了，该骟的也都骟干净了，早就没了狂奔的本事和动力。

借用《大西洋月刊》杂志撰稿人兼编辑德里克·汤普森的畅销书《热门炮制者》(Hit Makers)一书的观点分析，电视剧《白鹿原》全然不具有成为热门剧的特质。

想要在瞬息变幻的大众文化领域大鸣大放、大红大紫起来，作品需要具备三点：新旧融合、寻找推手、重复曝光。

三点特质，就像召唤神龙必备的七颗龙珠，缺一不可。

电视剧《白鹿原》低调得很，只能在“新旧融合”上下一点功夫。

对比电影，电视剧对原著的改动更大。电视剧在大框上可以看到小说的影子，但也只有影子而已，张嘉译、何兵、秦海璐演活了人物，但这些人物不是小说里原上的白嘉轩、鹿子霖和仙草，只不过是恰好重名的人物而已。

电视剧对原上人物的关系以及家族结构也做了全新的调整。仙草从关系户家早就相识的女娃变成了白嘉轩好心搭救的有缘人；小说中开篇就过世了的白家老爷子在电视剧中还多次表演陕式吃面；白家三个儿子中最小的白孝义在电视剧中被抹去了，顺带抹掉了孝义媳妇因为丈夫不育向兔娃借种生子的故事……

看完《白鹿原》，想吃裤带面

这种改编一来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小说中大量对原始欲望、男女关系的展示，二来是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提高电视剧的可看性。但在改动的过程中也难免出问题。

比如，小说中辛亥革命发生在白家闺女白灵出生之后，电视剧一开始辛亥革命就发生了，此时白嘉轩的大儿子还没有出生，白灵进城读书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从1912年清帝退位、老百姓剪辫子到1926年北伐中间仅仅过了十四年，问：电视剧中白灵进女校读书时多少岁？

孙铱饰“白灵”

对于小说观众而言，电视剧展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发生在秦川大地上的故事，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和眼光去看待的故事。《白鹿原》是有形式上的新旧融合，旧的东西来自具有封建象征意义的祠堂、乡约族规，新的东西是表现形式和对故事内涵的理解。

可《白鹿原》所展现出的新与旧，和炮制爆款所需要的新与旧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炮制爆款所需要的“旧”，是大众所熟悉的事物、现象，而“新”则是基于熟悉添加的新意，换言之“新旧融合”就是在大众已经接受的范围里创作最前沿的东西，用汤普森的话讲就是“适度的新鲜”(optimal newness)。

祠堂、书院、戏楼、镇妖塔和闺房构成了小说《白鹿原》中最重要的几个空间场景，这些空间是大多数电视剧观众所不熟悉的，它从真实的历史中走出来，即便对空间中的场景做最大限度的现代化诠释，仍然是陌生的。

电视剧中的祠堂和戏楼共同承担了建立讨论的公共空间，多数时间像是秦川上的众议院，偶尔也承担教堂的作用，戏楼与祠堂本可以作为一动一静的互补，电视剧为了消解祠堂的封建属性，让这个地方热闹起来。

小说中的白鹿原是从旧到新的过程，一种对历史的回溯和再现，有了前面构建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才能体现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变化。

但在电视剧中自始自终都没有压迫感，倒不是因为电视剧一开始就把时间节点设定在了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而是为了按照更加现代的思路塑造人物的内在需求。

电视剧《白鹿原》将男主角白嘉轩塑造成了一个趋近于完人的形象，一个瑕不掩瑜的高大形象，一个和小说中的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完全不同的形象。而何冰饰演的鹿子霖则完全站到了正面人物的对立面去。

安排白、鹿兆字辈、孝字辈的一代迅速成长起来之后，故事的重心很快便被转移到这一代身上发生的故事上。年轻一辈的故事交织着新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一方面又没能完全摆脱乡土文化的束缚，这一代的故事以及代际之间的纠葛构成了白鹿原最复杂的故事情节。

遗憾的是，被绑住手脚的电视剧改编很难展现出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加上年轻演员年轻化的表演，电视剧几乎完全从那片原上放飞了，大人们成了次要角色。

小说的众多主题之一，是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到了电视剧中被简化为地方习惯与新思潮的矛盾冲突。带有迷信色彩的因果报应经过加工后变成了电视剧中单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最具代表性的“封建迷信”已经不再像恐怖故事一样对现代人构成威慑，使得现代化的《白鹿原》少了一丝神秘，也少了许多魅力。

受制于剪辑，《白鹿原》的流畅性并不好，全赖演员的表演撑场面。但光靠赞美演员的表演功力，是无法帮助《白鹿原》获得更好的收效的，不红是《白鹿原》的宿命，用书里的话说，“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