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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五位公认的老戏骨聊了聊娱乐圈

我们和五位公认的老戏骨聊了聊娱乐圈

这一次,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寻找到五位观众认可的“老戏骨”演员,一起聊了很多话题:关于自己、关于演戏、关于市场,甚至小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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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专稿

本周三,正午阳光大剧《外科风云》收官,但在结局夜里,引发剧迷欢呼的却不是靳东、白百何在剧中的牵手成功,而是大BOSS金士杰为自己的强势辩白。弹幕里,观众一边入戏地指责他“太坏了”、“不要脸”,一边又不得不认可演员本身的演技,道一声“老戏骨功力了得”。

就在半个月前,引爆了口碑和收视的《人民的名义》结束了自己的燎原,但余热未退。最显见的是,吴刚、张凯丽、侯勇等一众被称为“老戏骨”的演员,近来也有了“小鲜肉”的流量号召力。

在这一场接一场的全民看剧狂欢中,“老戏骨”一词被扎扎实实地带火。伴随着跟“小鲜肉”天生在字面和深意上的CP气质,“老戏骨”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口中。

这个词汇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检索词条。被定义为“演技精湛的影视戏剧老演员,演戏惟妙惟肖、演什么像什么”。这一次,小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寻找到五位观众认可的“老戏骨”演员,一起聊了很多话题。他们当中,既有从台来大陆拍戏的金士杰;也有史书不离手、爱演历史人物的唐国强;抑或安静拍戏、被观众认可的何冰。当然还有最近因《人民的名义》又大火的张凯丽、侯勇。

关于自己、关于演戏、关于市场,甚至小鲜肉,他们都说了很多。为了更原汁原味地呈现,我们最大限度保留了每个人的精华表达,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为你呈现。

老戏骨接戏的标准:有人随缘有人凭心

老戏骨可谓演什么像什么,但在开演之前,他们更强调一个选择的动作。

说起选择的标准,金士杰、何冰等几位演员自动分成了两派:感性和理性。金士杰、张凯丽自言是“随缘、感性”的人,而何冰却有自己理性的思考,比如要演的是“人”,而非“事”。

金士杰:戏太多不接我不能那么长时间看不到孩子

很多人认可金士杰在《外科风云》中的演技

我接戏的标准?没有,通常就是随缘。

比如说电影《剩者为王》,制片人滕华涛对我说,所有的演员阵容当中,他第一个找的不是男女主角,而是我。因此就表示,他们对我有一番认识,有一种希望,那么我就必须接受这个挑战。

我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讲出来好笑:戏太多不接,因为我不能那么长时间在外头看不到孩子。现在很多量太大的戏,我统统拒绝,这个原则是确定的。我出来就是赚奶粉钱,但也不能因为赚钱就太久见不到他们,他们会把我忘了,我也会很舍不得他们。

我来大陆拍戏,最早接触的就是《绣春刀》的导演路阳,那时他完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初出茅庐,之前就拍了一个电影。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接?他年轻,作品有出息,可是条件不好,给我的待遇不高,但这个事我爱啊,就来了。

金士杰接演《绣春刀》是因为欣赏导演路阳

这一次演《外科风云》很高兴,因为剧本写得好,我很惊讶。这导演是何方神圣?这个人是谁?我后来打听了下,是《琅琊榜》、《伪装者》的导演,真的是被震到了。后来到戏都拍完了以后,我才对李雪导演说,我严重佩服你的东西。他说“真的啊”。他还是蛮谦虚的小孩子,我真的是蛮佩服的,年纪轻轻,做出这么多事来。

这两三年当中,最让我快乐的那件事,就是出演《外科风云》,因为我读了一个好剧本。

何冰:剧本是描写人的我就接说事的就考虑考虑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剧本大致分两种,一个是说事,一个是说人。只要这剧本是描述人的我就接,它是说人,它在进入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经历、人的变化,只要是这个,我就接。如果是说事,我就得考虑考虑,因为它在表演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对你的寄托,人家是说这件事情。

现在人家是一个月拍俩戏,我是一星期推两个。刚刚,昨天和前天都在推。比如这《人民的名义》火,大伙儿全来反腐,反腐的本子推了俩。你说这贪官从哪儿来?贪官是对物质的贪婪,用这个来驱动。如果剧本是让你进入他内心去研究的话,我一定去演。但往往不是。

何冰把《大宋提刑官》里的角色宋慈称为“神”

我必须得承认,我也演过神。《大宋提刑官》的宋慈是神。宋慈这个角色大家之所以觉得他好,是因为大家对公平公正有一个追求。人们希望找一个正义代言人,希望找这么一个法官替老百姓说出自己的愤懑以及不满。咱们都是老百姓,生活中有太多。大街上人家的车别你一下,你就干生气没辙,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说他别你不对。但人是好坏同在的,我们每个人有优点就有缺点,你尽可能作为演员让他丰满,他就是有这个缺点,他就是有某方面的优点,合在一块是这个人。你看宋慈身上没太多缺点,他缺点少,剧里没有写这一块。

那会儿我30多岁,孩子刚生,也没买房,阶段不一样。那时我对生活充满恐惧,我未来怎么办?我的家庭?那时候也没有条件,如果你仔细看我的履历,那些年我一年演一百多集,不停地在拍,我们60后这一代演员你看谁的履历不是这样。

但现在不了,这就是任性。就觉得我到这岁数,我应该享受我的生命,我应该享受时间。你说我到剧组之后,我不舒服,明明心里不爱干这事,演戏还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负责,对人家也不好,这钱拿着也不安心。我为什么要把这几个月时间放在一个浪费的状态下,这几个月我可以在家陪家人,哪个更有价值呢?

但话说回来了,如果家里揭不开锅,我也就去了,这咱实话实说。这不是能吃上饭吗,没有遇到生活问题,那就算了。

在观众叫好之前,老戏骨如何准备一个角色?

张凯丽出演《人民的名义》是看在导演李路的面子上,她用客串的心态加入,只是想给导演帮个忙。但最终,她还是给了剧中人物吴老师丰富又细腻的处理,让编剧周梅森在看完后,都特意电话她表示感谢。

在小编的采访中,包括张凯丽在内的几乎所有老戏骨,都表示他们准备一个角色,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尬戏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金士杰要求剧本尽量早交到他手上,他会抽空就读,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目的是把文字气息的语言,转换成可以是“真人真口”说出的话。

侯勇则把自己彻底关起来。他把剧本一张张地拆开,贴在墙上。理清人物线、再理清故事线,一系列工作做下来,到了片场自然就能游刃有余。

张凯丽:吴老师的抑郁症是我后来加的

其实最开始的前十年左右,大家都是叫我慧芳。我觉得“慧芳”带给我的太多了,我真的不忍心把她和别的角色放在一起来衡量。后来演了其他一些角色后,观众的认知就混乱了,他们就再叫回我自己的本名。这段时间我都在日本这边工作,尤其是在日本的街头碰上中国观众都会叫我吴老师,我才感觉这个戏可能确实影响力挺大的。

张凯丽演火了《人民的名义》中的“吴老师”

实话说,我到了《人民》剧组后才发现这不是友情客串,戏份也不是帮帮忙,我们对这个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我首先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有深度的,心里有另一种东西。因为这个认知,让我跟张志坚老师一见如故。他当时听说我来演的时候也特别兴奋,他觉得“我的老婆就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你想想咱们生活中,别说她这样高位上的一个官太太,一般普通的妇女又有多少人遇到这种情况呢?婚姻中的两个人,男方在外边都已经有了第三者,他的老婆明知道是这种情况,但都不能离婚,有太多因素让她没有办法这样做。吴老师她还不是这种柴米油盐的事,对她来说,她的名声,她的面子,她的所有的这些光环可能对她来说更重要。她还说到了一个女儿,最让她值得骄傲的就是她的女儿,所以她能够为此忍受所有屈辱。

我跟李路后来把这个人物处理得有一些抑郁症的感觉,因为我们想一个女人长期在这种高压下,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生活,她不可能特别正常。所以有些时候我要表现出那种神经质,让她极致一点。

整个样片审查之后,周梅森老师和李路在一起吃饭,电话就打了过来。我从来没有跟周老师见过面,也是第一次通电话,他说他一是没有想到李路能找我来演,二是没想到我能把这个角色演得这么好,能看出来我用了多少心血,说我丰富了这个人物。所以他说他真的挺感谢我。当然人家也有客气的成份,但我想人家吃饭的时候专门把电话打过来也是有感而发,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也没必要这样的。

金士杰:拍完后导演说我在忙着哭你先别管我

我在大陆这边,被人家知道的作品是《剩者为王》。那一段台词做功课的时间特别长,花下去的心力多,因为我知道那场戏是一个重头,不敢轻忽。

开拍前一个多月我就拿到本儿了,先就读本。读到戏的结尾,发现是这么回事啊,最后一个重拳打在那个点上,觉得这个责任是重的,然后台词本身也有它的难度。

金士杰为拍摄《剩者为王》做足了功课

我必须承认,台词中有许多地方,我过不了关,因为它很像文字,不像语言。我就想怎么样让它出自于我的嘴,而不是白纸黑字呢?都是不期然的,有时候过了一个礼拜,有时候过好些天,再念那剧本的时候,突然觉得开窍了,这个句子找到了一些可能性,一些理由。

当天第一条拍完之后,有人喊“卡”,表示那条拍完了结束了。但是全场没有任何声音,是安静的。没人给我反映,没人给我鼓掌,也没有人过来给我拍肩膀,或者说提意见,说哪里不够好,我们再来一个。后来我自己慢慢走到监视器那里,看到导演低着头在啜泣。

我不想承认得意,但是也像是得意这个感觉吧,可能我做到了什么了。然后我就跟导演说话,他就跟我说,“金老师,我要的东西都到了,我现在在忙着哭,你先别管我。”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又过去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试另外一种。我突然想到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调子,而这是一个父亲跟另外一个男人的对话,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感不必过于纤细,可以再多追求一点。我有点想让自己某些句子与句子中间飞快车,不要有太多思考的痕迹,有点像是随口说出的感觉。因为我怕第一种演法给观众带来感动的点有点多。我不怕迷路,因为我主要的地图已经布置好了,我怎么走都可以。而第二种演法看似马虎,事实上它还埋藏着深情的东西。拍完之后我问导演说你觉得哪一个好,他说我都喜欢。我说我自己个人目前喜欢第二次的,他倒也不置可否,然后我们就高兴地结束了。

那天本来要花很长时间,结果快得不得了。后来说收工了,转过来拍舒淇也很快,我帮她演旁白。

侯勇:演员演的其实是字里行间的东西

我相信一个演员到家喻户晓的时候,这个演员的演艺生涯就做到头了。他可能会比原来躲在一个角落里去扮演一个角色时的能力弱。比如我们现在看某一个明星,你看他怎么去演这个角色:首先一出来,我就认识这个人是谁,他会破坏观众心目中对这个故事情节的假定性。

我出来你不认识我,这是我一直以来做演员很享受的东西。就是说“哎呀,你是演赵德汉的,对不对?”,“这个人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我点点头就走过去了。那段时间我特别得意,不叫得意,特别开心。

比如《人民的名义》,其实周梅森写这些台词对白的时候,想不到我来演,那叫一度创作。真正我拿到这个剧本进入这个环境,那么赵德汉就是我了,我就得把赵德汉往我这儿靠,就是二度创作。

侯勇在《人民的名义》中这段哭戏令人印象深刻

我演戏有一个我的经验,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人物走。别去设定它,这儿我该笑,这我该哭,这我该停两拍说话,我觉得这样演戏的就不是演员,这是戏剧学院在校学生需要完成的事。要把它消化掉,就怕照本宣科,比如《人民》中有一句词“你这同志很搞笑,你太搞笑了”,演的时候我可能会这么处理“你这同志,你,你……”,然后我要把思索“搞笑”这个词的过程演出来,“你这个同志,你,你……你很搞笑,你非常搞笑”,得是这样表达。但编剧不可能写“这个同志,点点点,搞笑”,演员演的其实是字里行间的东西。

接了戏,我会把剧本熟读好几遍,进而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可能几天不下楼,我做我的案头。比如《大染坊》的时候,我会把很多集剧本拆下来贴在墙上,因为拍摄不是顺着拍。我就先捋人物线,再捋情节线,再捋人物关系线,我跟他什么关系,是表兄弟,他跟她是夫妻,他跟他是对立面,我在脑子里形成密密麻麻的人物网络。

把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到了现场我就知道跟你演这场戏的时候,我会用多少劲,这场戏怎么去演。我做完这个工作差不多得半个月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助理,每次都是制片给我打饭上来,我几乎是足不出户。

我首先要让我演的人物,在我心里能活起来,怀胎十月。

老戏骨谈当时的环境:剧组一起上课,火了也没有一堆戏找上门

在老戏骨初出茅庐的成长时期,他们接触的环境是怎样的,或许对今日的年轻演员、甚至环境本身都有些许借鉴意义。

这其中,既有唐国强描述的“那时月光”。比如拍《三国》时,全剧组会同游历史古迹感受氛围;拍《雍正》时大家一起读史上课,揣摩帝王之心。这些在今日被称为良心剧组的行为,成就了剧,也成就了老戏骨本身。

也有张凯丽讲述的“计划市场局限”。她与《渴望》中慧芳相遇的过程,显得有些误打误撞。这是由当时的市场环境所决定的,那时的成名与否,多少带有一些看运气的成分。

唐国强:《三国》《雍正》全组一起上课精准把握角色是演员的本分

拍《三国演义》的时候,影视创作环境还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剧组组织我们走赤壁,去街亭,重回五丈原,凭吊古战场,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和感受当时豪迈的历史氛围。我本身也爱好历史,史书常不离身边,《三国演义》的拍摄过程让我从更深层次认知到,演员必须更要下功夫吃透典籍中的每一点记录,才能给历史人物以明确定位。

唐国强在拍摄《三国演义》时跟剧组同游历史古迹

拍《雍正王朝》也是,剧组和导演会提前请史学家给大家上课讲解,可一个演员更要要求自己去了解那个历史节点的雍正,自己给自己细化任务,通晓雍正那种“合于天而畸于人”“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和“革弊除旧”勤勉工作的缘由。拍摄《长征》的时候更是这样,没有我们的戏时,演员们就一起做小品,像电影学院的学生一样,都穿着便装对戏。导演在旁边看,我们也互相看,看表演看神态,一看不对,立刻说你这个不准确,你应该怎么样,或者你情绪没到位,谁谁谁你配合应该怎么样……大家一直在磨合彼此的状态,力求达到最佳效果。因为历史题材的现场都是大场面,动辄就几百上千的人来配合,在现场需要演员即刻进入角色,完成规定的拍摄任务。

但现在拍摄氛围是不一样的,我甚至经常会在剧组生闷气。现在拍摄周期的确紧,有些剧组的工作太毛糙、不精细,做得不到位。真的不能让这些松懈和毛病成为剧组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作为演员一定要让自己成为“杂家”,要观察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中人物的特点,这些都是表演中需要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东西。要珍惜每一个创作机会,把自己的戏份吃透、做好,做到位,这样你的路才会长远。

张凯丽:慧芳火了以后大家都不敢找我演戏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要出名的想法,好像也没有这个途径。比如现在我们年轻的孩子首先想到拍点写真,或者去整个容。我们那会儿就没有,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就是到一个剧团,你像我到了煤矿文工团,我就是好好地演话剧。然后《渴望》剧组来了,当时我还犹犹豫豫的,还不想上。

演完《渴望》那阵其实还挺难的,“慧芳”的影响力非常大,好多人都觉得你这牌儿太大了,都不敢找我演戏。那会儿不像现在说你一个角色火了之后,后边好多戏都能够接上,你可以尽情地挑本子,完全不是这样。那会不是市场经济,你演一个戏,撞上了你就出来了,就是瞎打、乱撞这种感觉。再看如今呢,你是一个票房的保障,你就能够为投资商带来更大的利益,很多剧本就来抢着找你。

《渴望》是张凯丽的成名作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随性的,比如说那时候我在《渴望》最热的时候拍了《凯丽阿姨讲科学》,这个事情就占用了我大概一年的时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一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去做别的事情,这个人气就有点淡了。加上我那会又在恋爱,在深圳,很多人就认为你是不是“淡出”了,或者“嫁大款”了,反正说法多多。这么一传,有些人可能就误认为你不做这行了。

《渴望》最火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东北老家那边的演出公司找过来,让我回老家,回东三省演出,跟观众见面,然后说一场给三千块钱。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到家之后,我妈妈爸爸就说,绝对不能要一分钱,跟家乡人要钱这可不行。最后我真的就是一分钱也没要,演了一圈。还有,那会人家拿着十万块找我拍广告,我都不敢拍。十万块钱,都吓死你了,你哪敢拿啊,不敢。

老戏骨看今天市场:人设靠侃,剧本由学生“闭门造车”

我们采访侯勇的时候,他翻找了一会儿手机,才用“你们联系他吧”,代表自己找到了经纪人的联系方式。何冰也是在今年才给自己找了一个组织——签约一家经纪公司。

这无疑是市场变化带来的反作用力。

当市场开始变得更开放,有更多的资本注入时,对拍戏环境和市场的影响也愈来愈强烈。侯勇坦言就遇到过“被钱砸”着去拍戏的局面。

当然,这也会淹没一些商业性不那么高的良心之作。比如唐国强去年一年都在呼吁的《大唐书魂颜真卿》,这部剧拍摄完成多年却迟迟没有平台播出。毕竟,跟如今大热的玄幻IP剧比起来,颜真卿的名气太小了。

唐国强:筹备诸葛亮二十年拍不成亲自呼吁《颜真卿》播出

有人调侃我是演遍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男演员,但我最爱的还是诸葛亮。这里得说演员始终是一个被动的职业,从来都是被剧组和导演来挑选的。罗贯中《三国演义》笔下的诸葛亮,其华彩篇章集中在三顾茅庐、舌战群儒、三气周瑜、草船借箭、斩马谡等情节上。但我通过读史,却始终觉得诸葛亮这一生最华彩的地方就是六出祁山。因为他要完成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王者师”的理想境界。但这和《三国演义》拍摄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想再拍诸葛亮,也已经准备了好多年,将近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剧本也几易其稿。希望把本子磨合得更好,在我还有能力参与创作的时段,能够把这位不以成败论英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再次展现给观众。

再有,我前几年演的一部《大唐书魂颜真卿》一直没有播出,这里面也有挺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不播出的理由里面居然有颜真卿——大家不知道他是谁,知名度太低。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作为演员的一种无奈吧。

唐国强亲自呼吁《大唐书魂颜真卿》播出

之前有段时间我一接受媒体采访,就呼吁《颜真卿》真的很好,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没能播出。我希望表现中国历史上经典人物故事的影视剧能多些机会播出,让观众,让年轻人有机会了解到中华文化的璀璨,了解我们中国的那些发明和经典以及古人为之努力的精神和过程。为此,我愿意去呼吁,愿意去奔走,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侯勇:不要说观众脑残,脑残的是我们

当下我们的影视剧创作是出奇的单调,看似热闹、繁荣,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不要觉得说现在观众脑残,脑残的是我们。我要问了,我们过去一个编剧写一部作品用一两年,甚至《大秦帝国》的编剧孙皓晖老师一部戏写14年,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四个人坐那儿侃,侃一个故事梗概,把人物一搁,梗概一丢,找一个人设,这边找四五个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学生,开始码,码台词、码剧本,闭门造车,好看吗?还有那些玄幻题材,什么玄幻?好,远古有一个老怪,这时有一个美丽少女,这种故事还用你讲吗?我闭着眼睛一口气能讲三十个!

侯勇在《英雄吉鸿昌》当中饰演吉鸿昌

我觉得这不能怪别人,那些怪我们的人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国家给了文化艺术界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文化产业上市,对不对?做大做强,那么我们拿着国家的这个政策,是做大做强了吗?他们现在是做博眼球,是做产值,做IPO,那是为了上市,是为了圈钱。多少影视公司都囤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有钱了,我给你演员。好,你来拍我的戏,十万?——对不起,我家里有事;二十万?——我要考虑考虑;三十万?——能不能半个月拍完?五十万,来,给我来一个月?这个演员肯定没有二话,肯定签字。

我得承认,我有这方面的经历。有过,所以我现在痛定思痛。当时有人直接说你过来拍一个戏,啪,一笔钱往这儿一搁,我都傻了,没见过这么多钱,这种事我经历过几次。但现在反过来想想,第一,当时太年轻。第二,的确不应该那样做。最起码那个戏不是我想拍的戏,那个角色不是我想演的角色。而且用十天去演这么一个戏,我真的拍不完。这什么力量?资本的力量!你拿了这个钱,那怎么办,一天拍十四、十五个小时,我也得拍,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

以至于到了后来2012、2013、2014年这几年,我干脆不拍了。看一个戏,可拍可不拍,就不拍了。我也不是为了五斗米,家里不是说揭不开锅了。

我就呵呵一笑,观众已经觉得这样,我们还在皇帝的新装,你骗谁呢?我不参与行不行?我觉得演了丢人,不演我无奈。但对这个行业,我们能怎么办呢?

老戏骨看小鲜肉:要去冲浪,不是比谁浪花漂亮,而是浪褪去谁留在沙滩上

老戏骨和小鲜肉,因句式对账的工整和各自所指的内容,成了一对CP。

这一次,我们也请几位老戏骨聊了聊对小鲜肉的看法。不单是其身上常常被诟病的名气与实力不符等行业议题,还有那些对小鲜肉有着切实帮助的过来人经验。

这当然不是一组单一的对立关系,毕竟很多老戏骨,也是从小鲜肉走过来的。

金士杰:商业不能成为上帝把我们阉割掉了

我的眼睛喜欢看稍微漂亮的东西,我看到小鲜肉在生命中出现的时候,我也会为之侧目,这个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对。只是不要因果倒置,你不要主导我全部的世界,你也不能主导我的美感,你只能占据我的一小块。

在生命当中,有时候马路上一个漂亮女生走过去,我即便老死可能都会去看上一眼,就是好看。它会成为商业上的主流,就是吸引你打开电视机,摆满了这样的人。那其他人呢?哪儿去了?生活将不是生活,统统变成假象。换句话说,他们商业的东西需要一些有心人去掌握,不能够这么随其长大。因为商业是我们手上可以用的牌,而商业本身不能成为上帝,把我们阉割掉了。

这种情况当中,那些年纪大的人,那些不够聪明的人,长得不够美貌的人,统统被我们淘汰了。在这个世界上,小鲜肉这件事情,比较欺负人。

金士杰调侃小鲜肉“欺负人”

不正常,那是一个变态的情况。可是变态从来都存在,哪怕欧美,哪怕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它太过,如果我们在贫富悬殊上造成了一种适度的悬殊,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巨大的悬殊,我会觉得它就是笑话了。你要问我这种比较保守派的人,我通常不发言,我不会想说好坏,这是人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你要非用棒子逼着我说,好吧,我跟你说这事挺不应该的。

表演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表演的东西叫做百分之百,因为他不是数学。比如说你的表演是一百分,另外一个同学表演是九十九分,是没有这个事情的,永远没有一百分。表演是一个无形无状的东西,只能说是某一种时刻发生了,一种对生活的想象空间扩大了,你心中有一个炸弹突然被它引爆了。

就像您跟我说我的表演好,这些话我也听过,不能听太多。这种事情通常不会用一种量化的方式去思考它。哪怕哪一天我得奖了,也不代表没有得奖的那几个人就比我差,我不会这样想。我当过考官知道另外几个人的差别是什么,它没有说明更多事情。

何冰:以前许亚军不是?唐国强不是?只是换了个说法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本事大,要出名、赚钱,改善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能过一份好日子,这是物质方面。精神上就是觉得自己爱干这个,特别爱干,干这个累不死,数学做一道就不行了,1 1累死了。干这个干一天也没事,我们那会多惨,15、16个钟头,17、18个钟头,我最长的一次四天四夜没出棚。

这就是人为什么选这个职业的原因,为什么你算了一道数学题就觉得累得不行,为什么干了四天四夜这件事你还觉得自己挺悲壮,觉得自己特英雄。

像我们拍《白鹿原》,剪出来大家一看觉得不错,它好在哪儿?我能看出来,就好在八个月时间上。体验生活一个月能管什么用,但你搁那儿生活八个月你试试?你天天吃羊肉泡馍,天天吃油泼面,你已经就是西安人了,都灌的是西安话,所以荧屏里出现的东西就在那儿,稳稳定定扎在那儿的。

对小鲜肉我觉得没有什么,只是换了一个叫法而已。和以前叫“奶油小生”一样的,历代都有,唐国强不是?《人民的名义》里的许亚军老师不是?当时他演《伯爵》的时候红成什么样?可当时没“小鲜肉”这词儿,现在编了这么一个词,就出现了。

许亚军也是从当年的“小鲜肉”过来的

有些事首先算在演员身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事。这个东西是要出来的还是给出来的?这个东西是给出来的。现在我何冰张嘴一天一百人民币、一千人民币,低于这个钱我不干,谁给你,疯了,对不对?首先你得有这个市场价值,对不对?人家给你这么多钱你能赚回来,那就给你,对不对?这是市场蓬勃带来的。

真正让我们觉得不太美好的地方,是与之匹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可这个问题也说不清楚。我问问你,二十多岁小孩演戏孬点、软点,很正常,谁二十多岁演戏好啊。

杨立新的儿子杨玏,这是我可以发言的小鲜肉。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家私交甚好,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杨玏有一回拍外采,我跟他说,乘着这股东风,但别忘了脚下赶路。我说孩子,一浪一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茬一茬,啪,海水褪去谁留在沙滩上,谁才是厉害的。这会儿千万不能停止脚步,要去冲浪。但是拼的不是谁先冲得更漂亮,而是浪退去之后,谁还留在沙滩上,你别被大浪卷走。

如果你想让我跟他们说的话,一个男演员,你漂亮归漂亮,但你毕竟还是要演点什么的。

总结陈词:

这次采访老戏骨的经历,与以往采访当红明星的感受有些许不同。在与每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三五人组成的娴熟经纪团队。

见到金士杰的时候,他正穿着人字拖,跟助理站在酒店外等候我们。侯勇也是一样,当我们从北京赶到牡丹江某个小宾馆时,侯勇已经出现在前台,很亲切地打招呼。何冰的采访,甚至提前开始了几分钟——正在找路的我们,遇到的问路救星就是何冰本人。他刚停好车。

老戏骨,往往在演艺圈里浸淫数十年。各自到达过事业和名利的顶峰,拍戏无数,也浅尝过下山的味道,却乐此不疲。他们该看过的风景都已看过,所以往往人通透,内心也坦然淡泊。放下名利,才是真正开始和演戏打交道的好时机。

若接近或到达顶峰的人们,都像他们一样,能真诚的贡献着自己的感悟和经验反哺给后辈,那么被诟病的比例就会减少。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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