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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野涉毒后半年没露面 拘留时看"熊出没"乐疯

宋冬野涉毒后半年没露面 拘留时看"熊出没"乐疯

宋冬野

5月9日报道 据人民网北京2016年10月16日电,民谣歌手宋冬野涉毒在北京市朝阳区被抓,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了其被抓时的视频。半年过去了。宋冬野现在怎么样?

这是哪儿?

北京东五环外,某住宅小区。春天中午阳光很好,进了楼就很昏暗,电梯上楼,很普通一户公寓。摁了几下铃,门才打开。

谁开的门?

刚睡醒的宋冬野。和街上最常见的胖子无异,拖鞋,宽松花裤衩,黑T恤被肚皮撑高。“你好,你好”,他努力撑开眼睛,抬手抹了抹,把我们迎进去,“别脱鞋,地上脏”。

屋里什么样?

说实话,不陌生,半年前我在法制节目里见过。

变化不大,客厅地上依然停着一只行李箱。房子是小一居的格局,厅辟出三块功能区,进门一张小餐桌,左手边一溜空间是开放式厨房和他的工作区,剩下的长方空间正好摆沙发、茶几、柜子和电视。空间利用率很高,显然经过了精心设计装修。

但主人过得挺糙。不配套的茶壶和茶杯,烟灰缸、烟盒、酒瓶和一些零碎,在桌面放得杂乱。电视柜和一旁的立柜也是如此,未经归置,东西都像随手搁进去的。立柜上架着红底结婚照。他结婚一年多了,媳妇是演员,常在外演出。但她也不爱收拾,如果俩人都在家,就一起脏乱差。

屋里有两只猫,大脸,随主人。一只黑白条纹花猫,叫“日啊”,一只圆滚滚短毛黑猫,胖得肚皮贴地。宋冬野一直梦想有一只《美少女战士》里那样精瘦修长的黑猫,最终“只猜对了颜色”。

半年没露面,他看起来如何?

好像挺颓的。但也许只是起得太早。他通常夜里工作,天亮睡觉,“白天就是个废人”。他最近挺忙,父亲做了脊柱手术,昨天他陪床到半夜,回家还“仔细”收拾过屋子:扔了一堆外卖餐盒,把原本堆在厅里的杂物都堆进了卧室,他说,“昨晚我就在床上找了个角睡的。”

挺坦率的。那,聊聊“那事儿”?

行。

“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他这么形容:“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活在悬崖边上,初中差点没毕业,高中差点没毕业,大学根本不上课,给老师送了个电饭锅毕的业。爸妈从小到大都在说,你自个儿注意啦,哪天你就摔了。我说,嗨,没事儿。然后,就栽了。”

他发现,自己真是一无是处。

看守所那十几天怎么过的?

号里十几个人,每天无聊极了,新闻联播之前看个《熊出没》,能给大伙儿乐疯了。

警察问他:“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他说,不想。他真不想,“不想发现恶意”。在这个事情上,他信服司法公正,干了就是干了。狱友里有用假身份证在网吧上网的小孩,拘十五天;也有挂假牌照开蹦蹦拉客的老头,拘十五天。跟他们比,他觉得自己罚得不重。

出来的时候呢,不好过吧?

当然。即使算得上挺能扛的人,刚出来的时候,他也有点扛不住。微博什么的都卸载了,关于外界的东西都不看了,仍然每天睡不着觉,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事,想象各种难以面对的后果。

还好身边的人都“特别牛逼”。马E、尧十三[微博],乐队哥们儿,全国各地做音乐的朋友,每天轮番来家里,陪他一块儿呆着,做饭,聊天,打游戏。和亲朋好友的关系都拉近了一大步。比如说他严厉的父亲,过去从不跟他交心,他出来后,拉着他在阳台聊了三个小时。

他们陪他度过了那段时间。那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阶梯,是一个馈赠。他再次感慨:“特别牛逼!”

听起来,他的真朋友很多?

“嗯!”他说,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他答应人的时候,常常把“嗯”重重地发成后鼻音,目光直视,有种憨直的确定。他看起来是那种好人缘的人。

他最好的朋友是谁?

马E和尧十三。四五年前,他们仨住一块儿,就在这儿。马E住工作室那长条,尧十三住客厅,他住里面卧室。

最早他们是网友,都玩音乐,在豆瓣上“互相吹捧”。一见面臭味相投,就成立了麻油叶组织,然后搬到一块。还有尧十三从武汉弄来的一条狗。那感觉,就像男生宿舍。可能各自呆着一天没话,突然想起什么就随时聊起来,爽快直接,完全不用替对方着想。晚上聚到一块儿喝酒吃饭。有时尧十三窝在墙角,冲着墙弹琴,大家热泪盈眶感动一通,各自回房。

马E和他都认为自己最能喝。

尧十三是个神奇人物,来自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某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大队,父亲是个老中医,他是当地唯一的大学生,考到武汉大学,念了六年临床医学,毕业做音乐去了。这人气质怪,讲话跳来跳去的,慢慢宋冬野才发现,他心特重,对自己狠,但看上去总是一副“嘿嘿”的样子。尧十三来北京的第一次演出就来了七八十个观众,一场挣上千,是马E和他共同的偶像,他们自己的演出,只有五到十人。

那会儿马E在北京燃气上班,他和尧十三都无所事事。冬天他们交不起暖气费,一人一件军大衣抱团取暖。住了两年多,马E搬走和女友一块住,尧十三回了贵阳,各自独立生活。

他一直住在这儿?

是,这是他的房子,好多年前用安河桥老房拆迁款买的。更早之前,这房子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破毛坯房时,他和奶奶住这儿。那几年他得上班挣钱,供他奶奶医药开支。他奶奶身体很差,腿走不了路,冠心病,老年痴呆,常常不认识他,拉完屎不记得擦,弄得家里到处都是。他回到家很暴躁,自己在屋里砸东西骂,“这他妈过的什么日子”。他奶奶耳背,听不到。后来她就去世了,他也不用上班了。

现在他在干嘛?

他抽万宝路,烟挺勤,他往沙发里一坐就几乎一动不动,肩线圆弧,像笼在烟雾里稳重的山脉。黑猫跳上他的沙发,蹿到椅背上趴下。他又抹了下眼睛。

还是聊点别的吧。《郭源潮》,那首发布了的新歌,为什么撤了?

“‘郭老师’啊,因为马上要发正式版了,之前发的是自己瞎弄的小样。”他叫这歌《郭老师》,文化人就爱老师来老师去的,都听得出那股假恭维的戏谑劲儿。无论如何,小样见了光,大家都在网上揣度着歌词。“我看了,挺可怕的……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往某事件上联系嘛,其实没什么关系”。这歌去年五月写的,那时他还没出事儿呢,“在很多人眼中我的世界里可能就经历了这一件事,但是世界很大的,我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事儿”。

到底经历了什么?

写不出歌,好长好长时间写不出歌。

怎么了?

他可明白了:“挣钱挣的。”

最红的那两年,他一多半时间都在外边飞,回家呆两天,又要走。坐着刚弹会儿琴就不行了,人又累又乱,心定不下来,还落了后遗症――只要在家呆超过一个礼拜,他就受不了了。不管小两口过得多自在,多好,到一个礼拜,就是过不去了。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盯着看半宿,盘算去哪儿。第二天起来买张机票,带着吉他和录音设备就到了成都,或者随便哪儿,找个酒店生呆两天。“特别奇怪。”他皱皱眉,“非得换个环境才行,要不然心里怎么都难受,好像那能带来灵感。”其实呢,到了地方,他把家伙摆出来,泡杯茶――两天过去了。

另一个原因也不可否认――生活变好,人就没什么追求了。日子是一下子就好起来的。他买了车,装修了房子,成了家。他扭着脖子扫了眼屋里。他的财产:“挺好的电视,挺好的音箱,挺好的吉他,挺好的电脑,再让我追求什么?真没有了。”

是可以说比一般人好点儿,但再往上呢?

没兴趣了。跑演出那两年他开了眼界,见到不少所谓上层人士。觉得他们的生活“也就那样”,无非房、车、权力,没劲。“我是一个特别胸无大志的人,特别不追求出人头地,特别不爱往上奔。”他指了指电视下的一叠PS游戏盘,“游戏我都不爱玩儿竞技类的,争第一的。”

那他玩什么游戏?

《女神异闻录》之类的,RPG(角色扮演)。“最终章”三个字一出来,哎呀,怅然若失,故事就要结束了。

对了,故事。他喜欢听故事。之前那张专辑,不就是听故事写下的吗?

原来听得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那么动人。后来呢,他认认真真听了一个又一个,发现所有人讲故事都是一个主旨,高兴的时候都那么高兴,痛苦的时候都那么痛苦,经历的一切不好的事,都是别人的错。“挺没劲的。”

客观原因也有。以前他谁都不是,别人跟他掏心置腹。现在他可是宋冬野,别人见他时多少有点伪装,一些缺点和正常说话的习惯,都抹去了。

“我也一样。现在见到陌生人,我肯定会装一下逼嘛,把自己搞得稍微文质彬彬一点。然后“你好你好”地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也有些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候夜里想起来,是特别难受的。”他坐的位置背靠落地窗,背光,整张脸都在阴影里。他低低地感慨一声,“操,没劲。”

这也没劲,那也没劲,他就写了《空港曲》:

“可春色不过宛若江南,可月色不过对影三人,可艺术之王垂死于度量,可信仰不过是忘记真相”。

他现在写词都这样?

“就是矫情呗。想表达那个东西,又不想那么直白,想让自己觉得有点意味。”这能让他喜欢这歌的时间长一点。写不出歌那阵子,他有些饥不择食,捡着点营养赶紧干一宿,心想,“牛逼!”第二天睡醒一听就删。这样删了三四十首。

他又在干嘛?

他放录好的《郭源潮》给我听。我立刻正襟危坐竖耳倾听。

他呢?

他低着头听,夹烟的手支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烧出很长一截烟灰。曲声落下,他抬起头说:“嗯,现在我还挺喜欢的。”

他真是很喜欢他的新歌。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参与编曲制作,他喜欢到――都敢自称音乐人了。

以前他自称什么?

公司刚给他组乐队时,他在排练室见到乐手们,往主唱位置一坐,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一傻逼。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家多帮我。”

那时他录了《安和桥北》,好几年写的歌拼出一张专辑。写歌的时候不过是自娱自乐,觉得自己会写歌,挺牛逼的。突然有一天,来了个制作人把他弄到录音棚,循循善诱跟他说编曲。给他听懵了,一通点头,“都行都行”。“什么都行?!”制作人说,这是你的歌,你该告诉我们怎么着好。他没主意,他不懂啊。“一录制你就发现,自己是个傻子,打击特别大。”

《安和桥北》好评如潮。“独立音乐人”的头衔就冠上来了,听着多牛逼啊,他心里知道,自己配不上。但总是没时间学习,看那细细密密的midi轨道,怎么可能学得会,他可懒了。再说,也没心情。“浮躁,很浮躁。你能想象到,那种突然而至的一万个诱惑,再完美的人都会有所迷失的。”

那他现在打算学习了?

从看守所出来后,活儿也停了,心也落地了,他可以踏踏实实学点真功夫了。他开始做新歌,每天在录音棚里泡着。晚上打个地铺,第二天一睁眼,看到软件、音箱还在那儿闪着灯,立刻就来了劲。录音师怎么工作,乐队每个乐器,都看一看,学一学。线路怎么走,音箱怎么接,都了解了解。他开始学编曲软件,编一段旋律可能要在音轨上划上千道,他一点一点划,划到某一道,把前面连起来听,那一下真是通体舒畅。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做了个小样,录音师说,就按这个弄,不改。他终于爽了,自信许多。

这变化挺好。还有什么变化?

他读书了。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和朋友们让他避一阵,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书架上有书,就拿来看,《浮士德》《对话录》一类的,其实也看不懂,就生看。他想找点东西。能打动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点他挺愁的。“要不然也不会抱本哲学书在那儿看啊。”

家里都有什么书?

他说,他从不看书的。我瞥了眼立柜某一层,几本书靠边儿叠着,“那都是我媳妇的”,他马上解释,立柜顶上倒有薄薄一摞别人送他的书,都没拆封,“真的,我就一没什么文化的人,我只喜欢看《三国演义》和《哆啦A梦》”。

看书对他有帮助吗?

“有,能让你脑子里想的东西更多“。但是也有问题,脑子里的东西多了,人就不高兴,难得糊涂嘛。

他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什么是自由?不知道。人生意义何在?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不知道。“我觉得有抑郁情绪的人可能都想过这些,那个时候的抑郁症患者都没琢磨明白呢”。

他大概常常想这些,因此脱口给出一串结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安慰自己想出一些理由,什么为了理想、梦想、社会意义,都是假的,给自己一些理由,就是所谓活明白了。谁不是赖活着呢?”

听起来挺虚无了,都看破了?

他可没有。要是装看破,就是郭源潮了。

郭老师是个什么人?

郭老师是个假装大隐的人,隐在山后,假装看穿世间万物。好久写不出歌以后,大概是郁闷到头了,某天他突然有那么点升华的感觉,脑子里突然出现两个人的对话:一个青年愤青,一个老愤青,两人打起来了。那老头,就是郭老师,一个还会跟小年轻急眼儿的假隐士。

这时代,有真隐士吗?

有,他永远的偶像万晓利[微博]。音乐启蒙的故事,他说过许多遍:上大学时,他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货架上竖版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无人问津,都落了土。他想在服务员面前装个逼,就买下了。然后在大厦门口买了份酸辣粉,掏出walkman坐台阶上听。第一首《陀螺》就把他听哭了,打动得五体投地。他开始逃课追巡演,并决定做音乐。真正认识是在出《董小姐》那年,他在麻雀瓦舍看完万晓利演出,舍不得走,在一旁看着歌迷找他签名合影,也不好意思上前。万晓利认出宋冬野,邀他一块吃烤全羊。万晓利那会儿抽烟喝酒犯病,见酒就大,抱着把琴在长条桌上走来走去,大家都不搭理他,只有宋冬野看得津津有味。一会儿万晓利把吉他递过来,“你唱个董小姐”。

万晓利现在隐居杭州深山,戒烟戒酒,粗茶淡饭。前阵子宋冬野去做客几日,他们一起到山中老庙吃斋饭,踏着满地落叶爬山,听他的新歌,已是熟悉的朋友。但有时,看着万晓利坐在身边喝茶聊天,他就觉得不大真实。难免还是心生敬畏。

一个神奇的偶像。他想,“这变化真是个传奇。让你更对这个人充满了尊敬和向往。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每一个变化都让你赏心悦目”。他不敢跟万晓利聊音乐。因为太喜欢,以至于觉得他说什么都是谦虚。

他肯定也听过那种说法,“万晓利、小河、野孩子才是真民谣”。

“谁知道什么是真的民谣啊。我也不知道。很多做音乐的人都有自己对民谣的界定,都不一样,就没有意义了”,他已经决定不再用这个词了。“可能很多人觉得简单的,地铁地下通道里面弹吉他唱歌的,就是民谣了。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你会一辈子那样吗?不可能嘛,你肯定会追求更高的东西,你肯定会研究midi,研究鼓和贝斯,百分之百想丰富自己。等到那时大家又说,你不是民谣了……我本来就不是。”

有人说他的歌滥大街了,他怎么看?

说实话,刚开始他挺不爽的。“好坏都让你们说了,干嘛呀,我歌写出来放那儿一直没变化,凭什么你听的人多就不好了?你有病吧。”逼格这事,他说现在真不在意了,没法在意。应对之道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自嘲。

他在意别人的评价吗?

曾经特在意。微博右上角红色评论提醒一蹦,立马刷新查看。特别烦被误解,被贴标签,常跟人吵架。慢慢就很平和了,在意不过来,无所谓了。

有没有至今不能接受的?

“你是个人品有问题的人。”他表情严肃,不假思索。嗯,他当然被这么说过,他当过“众矢之的”。

“我不能说我人品没问题,每个人的人品都可能有问题。但是所谓标签化,既定概念,太可怕了,这个是整个社会浮躁的表现。我觉得,就算你干了这个社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不能允许的事情,我也不能说你是个坏人。”

“我不是开脱自己,”他强调,这必须说明,“都是这样的,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坏事儿,所有人都会口诛笔伐,很病态我觉得。比如说哪个明星出轨啦什么的,太惨了,凭什么对人口诛笔伐?凭什么把人说成一个潘金莲?凭什么对人这么干呢?你又不认识TA,又不了解TA,不能单凭一个优点、一个缺点或一件事,就说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起这个问题,他有些激动。

但名人嘛,从知名度中获益,似乎也该承受这些?

他盯着别处想了几秒,老老实实地说,“这个我搞不太清楚。”他一边说,一边在想,“变成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你确实有种变成道德领袖的感觉。但是投射到每个人身上,总觉得这个事儿很……比如说,走在大街上随地吐痰那么一个人,他突然变成公众人物,就不能随地吐痰了?”他顿了顿,“好奇怪。”

屋子里就你们两人?

是。我们都不怎么说话了,音乐继续,黑猫无声无息地从他背后跳下来,走开了。这是他喜欢的与人相处的状态,聊着聊着,两个人都没话了,就呆着,各自想想。呆了会儿,他说,“我其实挺蔫儿的一个人,好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

现在在哪儿?

他车上,一辆棕色吉普。我们从他家出发。他出门很简单,披件衬衫外套,揣两包烟,套上鞋就走。走到地库,他想起忘了换裤子,但也不打紧,穿什么都差不多。

公司请了一位视觉艺术家为《郭源潮》拍摄MV,这天下午要开筹备会。经纪人和制片人也正在来的路上。

车在一个工业厂房外观的艺术园区里停下。我开门下车,被他叫住:“你要这么早上去吗?”

“不然呢?”

“车里呆会儿吧……主要我怕公司的人也没到,还得跟艺术家聊点啥,挺尴尬的。”

我们摇下车窗抽烟。他很喜欢在车里呆着,有时开车回家,也一个人在地库坐半天。“很多人有幽闭恐惧症嘛,我就特喜欢幽闭。”

那他有社交恐惧症吗?

反正挺有问题的,尤其跟精英打交道,特别难受。前两年有一回,他去领个挺文化的奖,左边坐着邹静之,右边坐着陈丹青,人们过来打招呼都客客气气的,他觉得别扭。那一类的饭局跟人聊什么呢?“没得聊,人家研究的领域和追求的东西跟你不是一回事儿。”他坐那儿非常尴尬。那边过来一个文质彬彬,有点驼背的戴眼镜的人,一看就是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可他不认识。“哎呀,兄弟你是……”人家也不知道他。那两年,老遇到这种场合。

所以,这次跟艺术家碰面,他能聊点啥?

据说上一回他们见面,艺术家聊哲学聊飞了。

艺术家的工作室空间巨大,即使堆了一大堆钩子、锤子、钳子之类的装置工具和整排整排的漆桶,依然空荡。最醒目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一大幅横幅油画,弯曲的竹子绕成圈。“这是您新画的啊?”他站到画前,“哎呀我在成都见过这种竹子。”

聊一聊茶、香烟、猫和春天的柳絮。工作室里有不少稀罕物件,沙发是椰子壳压的东南亚老家具,茶几是老式家具里的春凳。他来过一次,知道些掌故,这会儿就有了打个岔的谈资。

进入正题,说说MV。他怎么开会?

流程和操作性的问题,制片、经纪人和艺术家商量,他就“嗯嗯”地听着。谈到了内容,他就要说些自己的意见了。他挺会商量事儿的:“您的大纲我看了好多好多遍,跟我想的特别贴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碎,好像不用那么复杂。”

艺术家是个清瘦的中年人,很和气,说他的看法:“我是觉得啊,宋老师这个歌,又是世界观,又是各种怀疑,还有各种某种对话倾向,不是纯粹确定性的东西,比较复杂。这也是我想做的原因,有意思。”

“宋老师。”艺术家这么称呼他。但身边的人都不这么叫他。

怎么叫?

“胖子。”

五月就要来了,到处都是音乐节,去年这时他在干嘛?

演出啊。坐飞机奔赴异地,到现场试音,“喂喂,一二三,喂喂毛主席”,候场时整个乐队拢成一圈,把手一叠,大喊“加油!”然后登台演出,结束后一块总结庆祝,然后所有人到他房间喝酒,喝到天亮,一块迷迷瞪瞪地回北京。

“回想一下整个过程,真是太诱惑我了。”他已经半年多没演出了。

他演出时什么样?

他闭着眼唱,动作很少。有时候编出来一首节奏感强的歌,他会自己“意淫”一番,到了这个节奏要做个特别潇洒的动作。有几次演出,他逼着自己放开点儿,躁起来的时候“唰”地一甩杆,觉得自己在台上好像还挺瘦的。回头一看视频,“我操,怎么这样”,就决定再不折腾了。

胖对他来说,有困扰吗?

除了看视频有点儿,别的没什么。谁都劝他减肥,他说,“我又不当偶像歌手,何必呢。”

他也不是没减过肥,高中时为了追小姑娘,他吃了一阵菜叶子。但只要稍多吃一点就胖回来,减下去也是痛苦,就算了。

离开工作室后,你们去哪儿了?

去吃饭。他和经纪人,还有我,在一家装潢精致的新派京菜馆。“今天我请客,”他宣布,“我请客可就放开点了啊,上回我就没吃痛快。”上次来这家馆子是别人请客,他说他不大好意思点。大家都没什么偏好忌口,“太棒了”,他赞一声,兴味盎然地翻开做成古书样式的蓝本菜单。

他有多爱吃?

小时候他舅舅老找各种理由,带他出去吃羊肉串,他从小就是个胖子。他和他媳妇吃遍了北京的好馆子,吃着吃着谈起了恋爱。他每次去外地,必去地道的当地餐馆觅食。他不做饭,家附近方圆几公里的外卖全部吃遍,每次拉着外卖软件里的菜单,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尝,一顿饭常点一百多块。

“酥皮虾,酱爆猪肝,红烧肉,焖豆腐,三份皇坛子(佛跳墙)”,他把菜单推给经纪人,他不会点素菜。服务员确认菜单,他又加了瓶可乐,和三碗米饭。

“每份皇坛子已经各配一份饭,要不先吃,不够再说?”服务员也觉得我们点得太多了。

“不用,再来三碗,都是我的。”他很爽快,显示出胖子吃饭应有的豪迈。

又见宋冬野,你对他到底什么印象?

这些年来,宋冬野变了很多。如果有什么没变的,那就是,始终爱吃。他想不明白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想想下顿饭吃什么,“就是个盼头”。

这是我第二次见他。五年前,独立民谣厂牌麻油叶做高校巡演巡到我们学校,我朋友帮忙借了辆三轮。他和马E,在烈日下蹬着车把音箱设备运到演出的大教室,大汗淋漓。仅仅过了一年,全国各地都唱起了他的歌。他突然爆火,成了众人皆知的当红民谣歌手,全国各地跑演出,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得了“鲁迅文化奖”。在某个百无聊赖的时刻,我朋友想起手机里还存着这个知名胖子的号码。多少带点儿对爆红名人的不怀好意,他拨通这个号码:“宋冬野,嘛呢?”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吃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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